我的草堂
姜明
姜明，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长篇散文多篇，获得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四川文学奖、报人散文奖、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等。入选2023年度《北京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
一
草堂当然不是我的，是杜甫先生的。
但是此刻，2025年2月4日，农历乙巳年大年初七，“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日子，在离杜甫草堂只有一公里的我的家中，书页间蓦然出现的“草堂”字样，电光石火般打通任督二脉，我急急地放下手头的书卷，束手恭立，虔诚西望，望向或许正在进行人日纪念活动的草堂，也望向我曾经的工作地、寄居地、我的青春过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多少年以来，杜甫的名字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启蒙和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的文化程度有多么堪忧。因此，杜甫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都受惠于他，他也当得起“诗圣”的称号。尽管一代代学人和作家艺术家对杜甫、杜诗甚至杜甫精神持久不辍地进行着考证、研究和书写，我也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杜甫与我本人——恒河沙数之一粒、芸芸众生之一员，有任何关联。我是如此之渺小，故我有自知之明，任何企图通过攀附诗圣来显摆或者证明自己的方式，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然，人的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此刻，当我写下“我的草堂”四个字，你很难想象我的激动，那是一种立春次日万物欣然、触目有灵的雀跃和心得，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借喻和互文：草堂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就像锦水春风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咱们的老乡苏东坡不是早就说过吗，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就是主人；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即为主人，心得即为拥有。
公元759年冬天，饱受“安史之乱”羁绊的杜甫，携一家六口，自甘肃同谷县出发，经蜀道，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成都。杜甫祖上都是官宦世家，家境却每况愈下，到他祖父杜审言这一辈，官阶已经很小了，杜甫无法像高适一样靠父辈荫庇“保送”进体制内为官，加之杜甫年轻时又没有考中科举，好不易通过献赋获得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中由于忠于皇帝得以继续为官，却因为说了皇帝不想听的话被贬，俸禄微薄，无以养家糊口，只好辞官漂泊。洛阳、华州、秦州、同谷，“一岁四行役”，始终找不到可以造屋落脚的地方，他的目光穿越莽莽秦岭，终于落到了一片清幽、宁静之地——成都。成都以极大的宽容和友善收留了杜甫，他得以在此造草堂、修园林。草堂所需土地，为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批准使用，而园中所种松、楠、竹及其他植物，均为杜甫以写信或赠诗等方式向其他官员朋友索讨而来。修筑草堂的“主体工程”耗时好几个月，此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改扩建”。在这里杜甫留下了240 来首诗，总基调都是欢快明亮的，即便是索要财物，也毫不惭愧，甚至显得理直气壮，看起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他还是很有底气的，也恰恰是这些资助他的文朋诗友，与杜甫共同构建起了一方名垂千古的文化圣地：杜甫草堂。成都是文化名城，城中古迹众多，但是没有多少争议的“文化地标”，武侯祠算一个，杜甫草堂也要算一个。所以这一方草堂，不仅给唐朝的杜甫一家提供了一个庇身之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诗歌、给成都历史，增加了一段弥足珍贵的传奇。
我是1992年2月来到成都的，赤手空拳，身无长物，百般困顿，好在当年12月左右，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入职了一家经济类报社。这个报社刚刚从重庆搬到成都来，发展势头很好，正在大规模招兵买马。好巧不巧，报社办公地址，就在草堂北门的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小小的马路，我记得当时报社用的信封，地址写的就是“草堂北门对面某某报”。更巧的是，这家报社先后招入的多位员工，都是当时，甚至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有一点名气的诗人，比如柏桦、肖开愚、孙文波等等。记得那年冬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雪，我是在办公室看到雪花飞舞起来的，平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雪，少年的心骚动不已，早就无心上班了。部门主任也是性情中人，他做出决定：集体翘班去玩雪！去哪里玩雪？去草堂玩雪！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创意！杜甫是我们的邻居，下大雪了，我们不上班了，去找他老人家玩雪！如果他老人家真的还在，会不会把我们写进诗中？“肯与小子耍冰雪，隔篱呼取尽余杯”，他一定会端着一杯酒慈爱地看着我们玩，而我呢，会不会裹一个雪球掷向他的酒杯，嗔骂之下他会不会又写“邻家群童欺我老无力，敢教雪球夺杯酒”？杜公成天苦兮兮的，但是在这样的雪景之下，一定是有清词丽句满溢而出的，你看，在他亲植的松针上，天地精灵将坠不坠盈盈欲语，可不就是浣花溪上那涟漪的余波光影吗？你看，那俏丽的蜡梅、红梅被雪花一吻再吻银装素裹，可不就是冷艳凝香一枝春吗？而少陵草堂的茅顶，早已覆上了厚厚一层雪，不是爱“雪”即肯死，只恐“雪化”老想催——杜公会不会担心他的茅屋为大雪压垮？想来是不会的，这雪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风雅是足够的，离灾患那还远着呢，毕竟这是南方的雪，比不得老杜心心念念的老家河南的大雪……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正是青葱好年华，办公室的同事也多是三四十岁，都有大把年华可供抛掷，我们打雪仗，我们摇树枝，我们高声喧哗，我们朗声诵诗，我们奔跑或者驻足，我们放眼或者凝视，我们像诗人一样蹙眉显出深沉的样子，我们像疯子一样哈哈大笑却并没有笑的充足理由……这是1992年的冬天，这一年成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大雪，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2006年了。
草堂观雪的情景多年来反复出现在我梦境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清冽和圣洁，就是一个大大的寓言，或者就是杜公的叮嘱，命定我成为那个永远无法离开他的人。我知道自己是有愧于草堂的。在观雪的几个月前，那时我还没有在草堂边上的报社上班，有一天重庆来了几个朋友，加上成都的几个朋友，一群人中午聚餐，喝了点酒，餐毕一起去草堂喝茶。那是个周末，草堂茶馆人很多，我们催了好几次才给我们上茶具，是盖碗茶，上面是盖，中间是杯，下面是托。盖碗茶是当年成都茶馆的标配，即便是今天，但凡是露天茶馆，比如最负盛名的鹤鸣茶馆等地儿，多半还是使用盖碗茶。分茶具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手抖，一个茶盖掉地下，摔烂了。老板似乎很忌讳，态度不好，大声说要赔几块钱。有朋友就说，只坏了一个盖，哪里需要那么多钱？一副完整的茶具也就几块钱。老板急了，说你把盖子摔坏了，那个茶具就废了，当然要赔整副茶具的钱。这个时候我出现了，刚才说了，我们是喝了点酒的，酒壮人胆，我不由分说地操起了那余下的茶杯和茶托，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刺耳的破碎声中，我听见自己在说：“既然这些都没有用了，而我们赔的是一副茶具，那这两个东西也要摔烂！”老板立刻跳起来了，整个身子朝我扑来，好在我们人多，老板被我们的人拉住了，后来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那一天，本来是一场很有情怀的茶叙，我却一直在生气：既然我们要赔整副茶具的钱，那么茶杯和茶托就是我们的资产，自己的资产自己处理，有错吗？老板干吗那么激动？
确实是年少轻狂啊，在千古流芳的斯文圣地，我居然做出了如此有辱斯文的事情，而且当时还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斯文扫地戾气身，只是当时已惘然，杜公，我给您赔罪了啊！
二
在草堂边上上班，我把宿舍也租在草堂边上。记得我的蜗居是在西南财大对面的西窑村二组，一户农民自建房的二楼上，居住条件不大好，一楼是堂屋，房东养了生猪、海狸鼠，很臭，二楼两个房间，我住一间，房东一家住一间。从我的房间窗户望出去，较远处是别的农房，正对着的七八米开外就是一大堆垃圾，晴日群蝇乱舞，雨天污水四溢，空气里弥漫着腌臜恶臭。那是一个垃圾中转点，没有办法改变。在这样的场合生活终究还是令人同情的，但是当时我自己却是不以为然的，一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大巴山区的小镇青年，能到省会城市找到工作，且有一个小窝，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二是上班近；三是有杜公为邻；再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来不久，我的一些初中高中时的好朋友，就到附近的财大、行政学院来念书了。一时间我的小屋里人来人往，相聚有白酒谈笑有鸿儒啊。比较有印象的一个场面，是在对面西南财大读书的一位朋友，一次造访中表示，“马上暑假了，这个暑假我准备到西安去旅游，看兵马俑、大雁塔。”那个黄昏，一缕夕阳透过窗户横亘在我和他的眼前，太炫目了，我感到震惊，没有想到他使用“兵马俑”“旅游”这些词汇，营建出关于诗和远方的宏大而具体的计划。我摇了摇头，再次顿悟到这个世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是依然在为温饱发愁，稍微有点积蓄，也断然不会想到“旅游”这种奢侈生活方式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是真的。但是现在回过头去想，限制想象力的不是贫困，而是眼光，正是仗剑天涯的韶华时光，怎么可能被垃圾、猪圈、海狸鼠困住脚步？隔壁草堂的杜公，二三十岁时多次壮游天下，特别是公元744 年，他与李白、高适等大哥的河南山东深度游，既感受到“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之快慰，又贴身就教于两位性格迥异的文坛前辈，收益良多，为其后诗风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千年后的我却为拮据的生活困囿双足，我差得太远了。
与草堂为邻，在这里我度过了一年多快乐的时光，后来我果断决定离开这里，离开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工作单位，冥冥中我似乎听到杜公在说：处处都是好风光，该上路了！现在想来，离开那里，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重要选择。不是说那个单位不好，更不是说那个单位的领导、同事不好，相反，那个单位和那个单位的领导同事，他们成就了我，是我一生中的福缘和慧根，我永远感激他们。只是我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就像杜公公元759年来蜀，于他而言是被动选择，但是他必须起身，必须离开同谷县，向左走向右走或许在一念之间，但是选定成都他就走在了最佳道路上，脚步和眼光会让他左右逢源。这是一种命定，是中国诗歌文化史冥冥之中的一种策动和成全。
就这样，我离开了草堂，离开了西窑村、光华村、青华路，来到了红星路，敲开了一家筹备中的新报社的大门。以“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为办报理念的这家报纸，一创刊就赢来高光时刻，发行量不断攀升，发行网点迅速覆盖二环路以内的所有区域，如果次日有火爆的新闻，总编辑会下令加印3万份报纸，即便如此，报纸通常也会在下午两三点钟就售罄。那真是报业的黄金时代啊，街头的茶馆里，三轮车上，公共汽车上，公园里，到处都是看报纸的人，小区单元楼的居民家门口随处可见订报箱，更有小区的大门口矗立起将近两米高的报箱墙，方便居民取阅报纸……在手机尚未普及、智能手机更是闻所未闻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洛阳纸贵、一报难求，并不是夸张。作为中国第一张市民生活报，我所在的报纸开创了狂飙突进的都市报时代，克隆其办报理念和发行思路的大批量仿效者，纷纷在各自的城市大获成功，有后来者的发行量和广告额甚至超过了我所在的报社。沧海横流，群峰并峙，满目读报画图，一时多少豪杰，这令人欢欣鼓舞的场景让我多少次热泪盈眶地想，盛唐，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场景无非也就如此吧，大风起兮云飞扬，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欲坠迷人眼，无处告诉只癫狂！所有的市民生活报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说人话，写市民身边的新闻，真心实意为市民服务，其实也就是体现一种以人为本、民胞物与的思想，让所有的读者惊喜地发现，原来新闻并不遥远，它可能就这我们身边；原来拨打报社的服务热线，真的可以解决很多烦心事。时代滚滚向前，身边的涓滴小事则为时代洪流注入细节与温度，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独特个体，市民生活报用感知个体的冷暖，发现个体的光热，为这个时代鼓与呼，为真善美清场和打榜，为不知名的小人物正名和留痕——这不正是千年前杜公和他的诗人朋友们做过的事情吗，“三吏三别”为国家修史，痛斥无休止的兵役制度，悲悯百姓的水深火热，骨子里面是赤诚的人民立场；题赠诗点名具姓，摊开来是人间烟火，聚拢来人情世故；风物诗发现万物美好，嫩叶红花细商量，一掬春风喜相逢，这人世间的欢悲离合，恰似那可爱深红与浅红，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不完整的……杜公工笔细绘，刻画处鬼斧神工，栩栩如生，而真功夫却不在表面，内里每每有一口老血、一片丹心、一朵红花，是诗人性情，是史官直笔，是圣人心肠，是人民视野。
如是观之，市民生活报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小兵的我欣逢其盛，如一尾鱼儿一样，在时代的大河里畅游，这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情，而我供职的那家市民生活报，又何尝不是精神生活层面上我的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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