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的王二堡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
王二堡分为老坟园和新坟园。老坟园与北大街阴阳相隔且相望。新坟园与老坟园隔着一道梁，则是按照标准化建设的。
老坟园的白桦树已经参天蔽日，林间曲径通幽。父亲入住这里已经十一年了。
开发商与鬼争起了地盘。一些老坟已不知去向，所幸父亲的坟距新开发楼盘还有几十米，但离人间已经很近了。
母亲住在新坟园，同属王二堡“楼盘”但不同的两个小区。父亲的老坟园属于A区，母亲在新坟园属于B区。曾想过为父母合坟，但父亲这边墓地面积不足合坟。也怕哪天开发商遭其糕殃。一定的距离也能让父母保持适当的相思。
父亲的坟头长了一颗树，像一柄遮风挡雨的伞。为此我专程去咨询过龙头寺的法师。师傅说此为大吉。
父母这一辈子，尽管磕磕绊绊从未间断，但绝对是恩爱的夫妻。父亲生前一直是眷顾着这个家的。60年代初期父亲去乡下当官，家里四姊妹全靠母亲一人照料。后来父亲出了绯闻，母亲知道一些端倪后也是关起门来较量。父亲那时四十如虎，沾点花惹点草也合乎情理。母亲的宽容最终让父亲回头是岸。父母健在时也感受过儿孙满堂的天伦美景。我们家的团年日是腊月二十七，是父亲钦定的，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的生日。年饭都是父亲亲自下厨。那一天是家里最大的节日。由此可见父亲对母亲的感情。
父母都是重庆江津人，母亲晚年总喜欢说她在老家的事情。父亲03年去世后，明显感觉到她的神情黯淡下来，那是一种何等的孤独。父亲瘫痪在床九年，都是母亲亲自照料，尽管请了保姆，脏笨的活母亲从不叫保姆干，顶多叫保姆搭一把力。母亲只比父亲小三岁，父亲中风那年69岁，母亲66岁，其后的9年里，父亲的状况每况愈下，而母亲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迈进了古稀之年，一天也没有松懈过。那九年里，母亲丧失了生病的权力。父亲久病让母亲成了良医，平时的小病都是在父亲的药堆里选几颗囫囵吞下，拖拖捱捱就过了。有一次母亲在卫生间滑倒，开始也没告诉我们，过后几天一直捂住胸口，我逼着送她到县医院透视，才发现两根胸骨撕裂，按说必须住院疗养，但母亲执拗回家疗养，坚持自己给父亲喂饭喂水，说我们掌握不准冷暖。
父亲一辈子也是风里来雨里往，和母亲厮守的日子不多，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中风后才真正赋闲在家，才有了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九年。
母亲对父亲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九年瘫痪之躯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愣是一个褥疮也没长。母亲每天都要给父亲擦洗身体，发现那个部位发红了就赶紧用淡酒精擦拭，并用软布托垫。父亲的病榻非常干净，一点异味也没有。父亲中风前两年，脾气很烦躁，动不动就摔筷子摔碗，还常常指摘母亲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母亲总是逆来顺受地将就着父亲。后来父亲慢慢安静下来，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到最后几年，父亲在母亲面前完全就像个孩子了。只要他醒着，母亲离开半步他都要左顾右盼。
父亲去世那天晚上，母亲就在父亲的身边坐了一个通宵，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落一滴眼泪。
父亲走后，母亲跟哥哥去重庆享福，开始了她生命的孤独之旅。其后的几年，她几番辗转在重庆和城口，也去上海的外孙女家玩过，但她心里却一直挂念着曾经有父亲的那个家。她把那个房屋租赁出去，却时不时要追问她留在那里面的加了锁的衣柜和里面的旧东西。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怀念她和父亲在那屋子里的时光。几次我都问她要不要把房子收回来让她搬回，请个年纪大点的老姐来陪她？但母亲终究未允。每年我把收来的租金交到她手上，她再把租金这个几百那个几百地分出去。或许这也是母亲对她的老屋的一种寄托吧。
母亲是识趣的人，住在儿女的家中，事事小心，时时留意。时间一长她就习惯成自然地蹑手蹑脚。说话也显得格外客气。渐渐地还爱察言观色。母亲住在哥哥家里的时候，他家条件优越，房子是跃层的，母亲从来不会擅自上楼，只在自己的房间和客厅间往来。母亲有抽烟的嗜好，每次吸烟一定到阳台上，吸完烟也一定要将烟灰烟蒂处理的干干净净再进屋。客厅里的大电视她不会去动，再热也不会主动开启空调，有一次我从城口去看她，房间十分闷热就打开客厅空调，母亲急忙叫我关掉。我问何故，她说这个很耗电的。我顿时无语。
后来我把她接回城口安排住到我家里，就告诉她说：“妈，您是我的母亲，是这个家里级别最高的人。您愿意抽烟就抽，随便在哪里抽都行。”但母亲习惯了站在阳台上抽烟，我家没有阳台她就一定在窗口抽烟。母亲头晕就爱在太阳穴抹风油精，妻闻到这个气味很难受。这让我很为难，一边是母亲需要，一边是妻闻到这个气味难受。我还是大大方方对母亲说：“您抹这个风油精气味很刺鼻，我们家房屋小，气味一时也排散不了，您可以不抹这个或者换一种气味小的替代吗？”母亲之后再也没在我家里抹过风油精。后来母亲要求搬到二姐家去住，说二姐家房子大又有人陪她。原来她在二姐家去后又可以在太阳穴上抹风油精了。这件事我也让我留下了深深的愧疚。
那几年孩子正处于读书阶段，很多精力都投注到孩子身上。对母亲忽略了许多。和母亲说话总是比较敷衍。有时候甚至是不耐烦的。每当有儿女陪她多聊几句都表现出心满意足。
母亲很早就随父亲到了重庆谋生。解放后在川东报工作，后来调到万县日报，56年又随父亲调到城口报社印刷厂工作。母亲工作期间是历年的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县劳模、地区先进工作者，还当选过一届省劳模。母亲是52年入党的老党员，她把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她原来所在的单位改制时忽略了她们的党组织关系，母亲专门找原单位的领导理论。
母亲文化不高，靠解放后的识字班扫了盲。母亲爱学习，她能够看书读报，常用字都认得。有一年组织上要调她到另一个单位去做党支部书记，她急得不行就去找县上领导说她一字不识。领导相信了她的话，说：“那就太为难你了。你还是当你的劳模算了。”其实那时候不识字当副县长的也有。没让母亲去当领导，那是一种照顾，是对她网开一面。哪里像现在，为了当官还要去搞假文凭。后来我向母亲求证此事，母亲说：“那时你爸也在区乡当领导，家里谁管？”母亲的理由在情理之中。
母亲有一个同事跟女儿住在成都，像姐妹一样。母亲很牵挂她，有一次我接通电话让她们姐妹通话，母亲竟一时语塞哽咽，良久才说出话来。通话时生拍断线又生怕费了我们的话费。我说：“随便说，话费打不完的。”母亲每次听到关于她的同事的相关消息都会很认真地倾听。每当听到有同事离世的信息传来，她都会说：“我算是长寿的了。”
母亲满80岁后，常感觉口渴，结果查出有糖尿病。当时我们对糖尿病也没有很深的认识，只是按照医生的处方给她拿了一些降糖的药物，而没有买血糖仪经常检查测试。其实母亲不差钱，工资加上四姊妹的护理费以及房租，她每月有三千多的收入，自己也有医保。我们姊妹早有协议，母亲医药费医保报销不了的我们平摊。也就是说母亲可以享受全额医保的。但是，母亲的糖尿病没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与后来母亲突发心肌梗死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对此，我一直很自责。
母亲去世的头一天傍晚我去二姐家看望她，母亲很期望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趟。我说：“妈，明天我来带你去。”没想到竟成了又一个失约。母亲是2011年6月18日凌晨去世的。发病到去世不到一个小时。我见到母亲时她还很清醒，还给我说了很多话。我背着她往医院跑的途中她就小便失禁，尿液从我的背心流淌下来。这竟是母亲用生命的泉水对我的灵魂做最后一次洗礼！
作者简介：王老莽，本名王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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