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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雨 | 柏桦诗歌的诗学、社会学讨论(2)

2020-07-16 09:0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商雨 阅读

三、审美现代性的追求

柏桦的写作,从语言上看,他以日常口语为主、试图冲破普通话强权钳制的“杂于一”的写作,在外在形制上异常精美;他诗歌的元语言驱力,使得这种精美看起来既古典又非常现代。柏桦的这种古典诗意,不应被看作是对古典文学的简单复制,它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拆解。这个拆解的策略便是以身体的感受进行写作,在这个过程中,身体驱逐了话语中可能的政治正确,驱逐了诗的“言志”和“载道”,23正如他使用的“杂语”,明显就是希图在词语之间、句子之间造成“意义”断裂。

这个断裂过程,是对“言志”“载道”诗学传统的叛离,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启蒙现代性的反拨。他以身体感受的碎片化瓦解了古典诗学和新诗启蒙现代性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主体——在这同时,柏桦准备重建汉语诗歌新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以写作的“自由”为前提和目的,意在赋予现代汉语以审美现代性。这个新的主体性的建立路径便是借镜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平凡的生活作为书写对象。读者不应将“平凡”一词与启蒙现代性的“崇高”或“英雄”相对立,它们之间不是积极对抗或二元对立的关系。“平凡”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漂移,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也是一种趣味和生活风格。

朱国华在论述王尔德的失败时指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观念的某些方面,只能为未来所接纳,他指的是王尔德审美实践中的同性恋部分。不同于王尔德,柏桦的文学观念与同时代诗歌的偏离,他的那种有别于道德、伦理、崇高、政治、历史、现实等的诗歌实践,以书写平凡的生活和追求精致的纯粹审美化的写作,同样使他的诗歌属于未来,而不是现在。赫鲁晓娃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她说:“整个俄罗斯传统文化背后的观念是:做一个舒服的资产阶级没什么意思,人生要义在于拼搏奋斗,就算拼上性命也是快乐的,因为奋斗是要成为更高贵的人或更高贵的灵魂。”但纳博科夫认为,“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也不坏”。24柏桦的诗学——他诗歌写作的元语言——的核心便是“平凡”:人可以“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柏桦和新诗启蒙现代性的断裂,恰如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断裂。柏桦诗歌的主体性即体现在这“平凡”和“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里。

这种诗学,包含有趣味的成分:它是自由、不受约束。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柏桦的诗学和他的诗歌来见出他除了以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的主体性,客观上,他可能同时还为未来的汉语写作确立新的主体性:从英雄、崇高、道德、介入、批判、历史等“庞然大物”(于坚语)中解脱出来,为汉语诗歌确立“平凡”的主体。布尔迪厄认为,贵族有他的自由,它“向自身要求别人不会向他们要求的东西,向自身证明他们符合其自身,也就是其本质”。25这种“自由”意味着与启蒙现代性的决裂,它体现在柏桦的实践中,一者是在写作中要获取自由,这势必要摆脱那些庞然大物的拘束,因此,柏桦创造了精致的诗歌形式;二者是在生活中,他要贯彻一种自由的生活风格。柏桦曾在《异乡记:问答张爱玲——赠李商雨》一诗中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生活理想:“柜台上的物资真堆积如山呢:/木耳、粉丝、笋干、年糕……”“一切都是慢的”“连政府到此亦只能悄悄做一份人家”;一个年轻的职员,挑着豆腐担子走进了永嘉党部,“手里/拿着个小秤,揭开抹布,秤起/豆腐来,一副当家过日子的样子”……在这首诗的结尾,柏桦还化用了王维的诗句:“在漆园,我们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数。”

这是柏桦的诗学,也是他向往的生活风格——汉人生活的风格,也即柏桦说的“汉风”,从诗歌到生活。诗中的“党部”“政府”等政治性词汇构成的语境已经化为生活的平凡,如此处理,这在新诗史上是第一次。在诗中,政治性弱化到了最小,从而最大化地获取艺术的自主性。柏桦的这种诗学,包含了一种丰富的中国人的“中国经验”,他的诗歌的主体性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如果放在柏桦写作的时代,他的同时代诗人也强调“中国经验”,但那却是包含有“历史意识”的政治化了的“中国经验”。26笔者以为,“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历史意识”是对“中国经验”的窄化。它恰是吴娱玉在其文中指责的,是西方第一世界的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窄化和征用。27但“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却在以“与国际接轨”的思路下,反过来以第一世界学者看第三世界文学的目光,将中国文学他者化,进而将“中国经验”政治化和历史化。

可以说,柏桦这种做法,很像竹内好在论述鲁迅时使用过的两个词:“转向”与“回心”。所谓“转向”,竹内好指的是日本的“脱亚入欧”,是放弃抵抗地全盘西化,“以一种‘优等生’的姿态沾沾自喜地进入西方所设定的现代模式”。竹内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一种有别于‘转向’的新异的思想特质”,“主体意识产生于抵抗,抵抗旧日之‘我’,抵抗新的‘他者’,这种在不断抵抗过程中形成的自我”,竹内好称为“回心”。28对照柏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80年代写作之初,他就有过一个“转向”的过程,但这个“转向”很短。据他自己称,他在结识了张枣以后,写作也很快与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了关系,他的“转向”也便基本结束了。笔者想强调的是,柏桦的“回心”和发现自我尽管在早期已经出现,但是却更清晰地体现在他第二时期的写作中。

柏桦精致的诗歌和他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放在中国新诗史里,差异性尤其明显。因为百年来的新诗,从未有过纯粹美学革命的胜利,没有审美现代性的胜利,当然也没有审美现代性在新诗写作中的合法地位。启蒙现代性在最初的确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是今天,因为它,中国文学依旧是被第一世界窄化了的文学,比如高行健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29李欧梵在一篇长文结尾处说:“中国文学中那种对现代性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悲剧意味的人类意义。它从未‘转向’那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cul-de-sac(绝境)。”30李欧梵所谓的“绝境”,主要是指如王尔德式的失败。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这种纯粹审美的文学从未获得过胜利,因而也从未在中国有过结构性的影响:“它使得唯美主义原则不仅变成了文化生产场的金科玉律,而且还变成了重新组织文学谱系的最高根据。”31笔者以为,李欧梵大可不必为此感慨,纯粹审美形式的写作,并不一定必须要像王尔德那样,向当时的世俗伦理进行挑战。比如柏桦的写作,他所创造美和日常生活的风格,恰恰在可控的范围内,同时也上接中国“言志”“载道”文学之外另一种传统。并非一定要与启蒙现代性断裂,审美现代性亦可自适。这有些类似古代“儒-释道”的关系,儒的入世,释与道的出世构成了互补关系,这在中国人早已接受。

据朱国华的研究,王尔德生前身陷囹圄和死后享有哀荣,是与英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虽然高妙,但尚未完全成为统治阶级、或至少统治阶级位置还未坐稳的中产阶级,还来不及吸收如此高端的文化趣味,并使自己成为拥有所谓自由趣味(摆脱了附丽于功能的低级趣味)习性的‘高尚人士’。只有等到‘中产阶级’这样一个意义含混的能指自身产生更明确的意义分野,……从形式而非内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审美性情才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合法趣味。”他进一步分析,中产阶级对贵族趣味怀有一种“既恨又爱”的心理,这种心理需等到他自己拥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足以担保自己具有爱它的可能性的时候,中产阶级就对它转恨为爱了。”32也因此,在可见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产阶级必定会逐渐壮大。柏桦这种纯粹审美形式的诗歌,也会逐渐为社会更多的人接受。同时,这个时代的其它类型的写作,诸如及物性写作、包含历史意识和政治批判意识的写作,甚至“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等,也必定有它们存在的社会条件。正如布尔迪厄的研究表明的那样,社会的趣味是由人们所属的阶级、阶层的习性决定的,趣味区隔了阶级和阶层,在不同阶级、阶层的场域,趣味具有不可通约性,因而,同一个时代,不同的文学场域会有不同的文学。只是,阶级、阶层的趣味,会影响某种诗歌或某些诗人的占位。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① 这是因为,无论对于柏桦而言,还是从诗歌史来说,1989年都应该是重要的,且二者有很密切的关联。就后者而言,1989之后便进入了新诗的90年代,第三代诗歌消歇,时代的诗歌美学、诗歌的场域关系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② 见柏桦:《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柏桦的成名作一般视为《表达》一诗,他后来还因此被某些人调侃性地称为“柏表达”。
④ 这个说法来自诗人祝凤鸣,他在不同的私人场合多次表达了这种观点。
⑤ “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是张枣一篇著名的诗歌文论,可参见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有相当篇幅讨论了柏桦写作早期的诗歌。
⑥ 事实上,柏桦与欧洲唯美主义诗歌确有很大关联。他的写作,最初即受启发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虽然波德莱尔通常被认为是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诗人,但从狭义上说,他也是一位追求唯美主义的诗人。
⑦ 诗与生活/现实的同一性,也是唯美主义艺术家的追求。因而,柏桦常常不解于很多诗人,为何写作与生活之间可以有很大的断裂,比如说:生活中,可能是一个浪荡子,但诗歌里,却成了一个道德家。
⑧ 柏桦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丰子恺,他尤其对丰子恺的一幅题有王荆公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画作赞赏与神往,认为它具有中国之美,和最高的平凡之美。
⑨ 柏桦把在诗歌与生活中具有特殊含义的中国之美常常称为“汉风之美”。
⑩ 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1 19世纪英国有着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形,有人称之为“维多利亚式妥协”。据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42页)的看法: “正如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史所示,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得到了普遍的默许。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共事件,则会受到激烈谴责。”如果王尔德不挑起事端惹火烧身,而是听从朋友劝告远走他国,很难设想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事件化的冲动,也就是唯美主义英雄幻象抓住了他命运的咽喉,使他铤而走险,走上了不归路。转引自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2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13 卞之琳《白螺壳》一诗,即是对这一发现的最好的实验。
14 从词源看,“诗艺”,在古希腊语Poiētikē为“制作艺术”的意思,诗人是poiētės(“制作者”),一首诗是poiēma(“制成品”)。参见[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15 李春阳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可参见她的《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据称这部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时被删掉八万多字。
16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15-21页。
17 《竹笑》系柏桦诗集(十月文艺出版社待出),初稿在《红岩》杂志2017年第3期全文刊出。芥川龙之介原话为:“用灵魂写,用生命画!这类贴一层金箔的花里胡哨的话,只是面向中学生的说教。……轻而易举的单纯,不如复杂。”(见芥川龙之介《艺术及其他》,《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8 参见[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版。
19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2、133页。
20 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分子”》,《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21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4页。
22 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3 于坚在《诗言体》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支持诗言“体”(身体)而不是诗言“志”,因为“志”有很强的逻格斯,它衍生出道德与伦理,而“体”则是世界之本。参见于坚:《诗言体》,杨克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59页。
24 李宏宇:《赫鲁晓娃:“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7108,2007-12-18/2018-10-14。
25 [法]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4页。
26 陈均:《90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
27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分子”》,《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28 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分子”》,《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29 关于对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分析,可参见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分子”》,《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30 李欧梵:《追求现代性(1895-1927)》,《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31 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2 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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