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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第三代”诗歌批判︱胡亮: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2)

2021-07-12 10:22 来源:杜若之歌 作者:胡亮 阅读

回头却说重庆队和成都-南充队,均未成功创办诗刊,“里面的‘无裤党人’,后来多数成了暴发户和商人”[12]。到了1996年,赵野念及重庆旧事,写出了一首悲情队歌,亦即《1982年10月,第三代人》:“铁路和长途汽车的革命者/诗歌阴谋家,生活的螺丝钉/还要整整十年,才接受命运/习惯卑微,被机器传送”。比赵野更早,1991年2月28日,周伦佑独坐峨山打锣坪,写出过一首滑稽队歌,亦即《第三代人》:“依然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书,抽廉价烟,玩三流的女人/历经千山万水之后,第三代诗人/正在修炼成正果,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悲情队歌曾提及胡冬、万夏和赵野,滑稽队歌则提及周伦佑、L、李亚伟、尚仲敏和于坚。两首队歌,都秉持了成都中心主义。

流萤  创刊号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流萤  创刊号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五、北望与《第三代人》(诗刊)

第三代人诗会的结果极富戏剧性,不是西南师范学院,不是四川大学,也不是南充师范学院,而是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成功创办诗刊,并加速了第三代人从重庆到成都的地理学迁徙。据北望回忆,早在1981年,他就写过《我们》,“我站到你的面前/而你说/你站在了我们对面”,可见此君很早也有代际自觉。此君为诗,据说承芬于布勒东(André Breton):一个达达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而兼共产主义者(革命者)。1983年6月12日,望江公园,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邓翔、洪国良(又叫牛荒)、李小瀛,四川医学院的陈绍陟,四川大学的赵野、唐亚平、胡晓波、陈梁、浦林(又叫浦晚),发起成立了包括成都十四所院校在内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据说,入会者约有八十,参与者多达千人,短短几个月就领了风骚。邓翔(又叫寒川),1963年生于四川营山,1979年考入成都科技大学,1983年分配到葛洲坝电厂(在宜昌),1985年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在南充),1991年考入四川大学(从廖君沛读硕士),1997年调入四川大学(次年从廖君沛读博士)。北望干练,大度,慷慨,极具号召力、组织力和行动力。1983年6月,在成都科技大学水利馆,北望就已牵头编定这份诗刊。参与其事的编辑,还有赵野,以及成都科技大学的叶绿,成都大学的王谷,四川医学院的沙亚瑟。8月1日,北望毕业离校,却在旺苍,油印出《第三代人》创刊号。这份诗刊主办单位为成都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主编为赵野——赵野诗名已显,风头正健,好比如鱼得水,就被公推为名义主编。这份诗刊此后没有续出;创刊号共印五百八十册,其中三百册,由四川师范学院的曾春带给李小瀛分发到各高校。这是由第三代人创办——以第三代人命名——的第一份文学刊物。

北望为这份诗刊起草了《第三代人——代序》,笔者把这个文献称为“第三份《第三代人宣言》”。这份宣言也对三代人进行了划分:“以十年动乱为界,上界为第一代,动乱中成熟的一代为第二代,下界为第三代。这就是第三代人的年龄含义。”这个划分,缘于郭绍才,却似乎更加精确。这份宣言除了“年龄含义”,当然还有——姑且表述为——“非年龄含义”。且引来若干个段落:“以主人的勇气和精神直面人世的第三代人,历史地并且自觉地承担着复兴民族的重托”;“在史诗般沉思的年代里突出,贯注着强烈的责任行动”;“以我们的热烈和集聚制止这种呆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炸弹”。北望宣言,是工科生宣言,郭绍才宣言,是文科生宣言,两者当然存有显而易见的差异性:后者致力于人文醒世,前者却寄望于产业兴国。当然,这两个宣言,存有一个共性:“人”,比“诗”更重要。北望认为:“诗人”只是“旗手”,或“号角”,第三代人“不只是活跃在诗的领地”[13]。郭绍才也说:第三代人不限于“诗人”,而是指“所有创造者”,“甚至重点也不在代际划分,而在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是一个永远的任务”。从1986年,到1987年,北望与牛荒、任焱华、晚幼全、吕火燿等人谋划实体,注册建立叙永县经济技术开发中心。诗学交叉于经济学,或是交叉于社会学,有时候就会导致悲剧或悲喜剧。而这样的自我期许和价值锁定,已经超出文学。因而叙永县之事件,以及当事人之坎壈,也就逸出了本文关注之范围。

《第三代人》诗刊的卷首诗,乃是济坤(罗济坤)的《早熟的向日葵》。北望甚是看重此诗,或缘于,此诗可视为第三代人的自画像:“夏天说过‘能成熟的都成熟吧’!/于是,在一个火样的夏天里/我以失望和痛苦为代价/换来了一个身体托不住的思想/象原野上一棵早熟的向日葵”。除了济坤,这份诗刊的作者还有:赵野、翔(邓翔)、牛荒、郑欣、唐亚萍(唐亚平)、康柱(王康柱)、北望、欲穷(陈绍陟)、王玮、小谷(王谷)、晓波(胡晓波)、向永生、沙亚瑟、李从国和闲梦(覃闲梦)——这些作者,大都是理工科,轻装到根本就没有读过《今天》。那么,刊出作品最多的作者是谁?答曰:邓翔,共有五件作品——《一个汉子》《讲个故事吧》[14]《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印第安人》和《男子》。邓翔早在1982年春夏,已写出若干出色的抒情诗,现在他成了这份诗刊的当然主角。来读《一个汉子》,也是写夏天:“这点了火的土地,深红色的潮石头;/与粘合在它上面的小巧的柏树。”再来读《印第安人》,还是写夏天:“我躺在一块石头上,后面是一棵树。/这天空就像微微烧红的生铁。”此类抒情诗似乎带有俄罗斯叙事风格,呈现出诗人独有的语调(tone of voice):欲说还休,藏我于物,像一支孤身逆溯的白银号。到了1988年,邓翔曾对友人谈及他的诗之理想:反对“形形色色的伪实验”,提倡“严肃的内心生活”,企图重整“现代抒情诗”[15]。后来,连赵野也曾叹息着承认,当他尚处于习作期,邓翔已经一蹴而就,“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据说袁可嘉从邓翔读出了勃莱(Robert Bly),邓翔向笔者补充说,还应该有赖特(James Wright)。也就是说,除了“口语”,还有“深度意象”。笔者还在一个小范围的交流中发现:周东升指认其诗为“不幸的早熟”,柏桦直呼其人为“秘密的诗歌天才”。上文提及的济坤等十六位作者,只有极个别,才将文学视为一生之志业。邓翔后来也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游学于各国,足迹几乎遍于全球;而作为埋名的诗人,直到今天,他都被严重低估乃至于忽视。

六、《现代主义同盟》之坎壈

《第三代人》诗刊只出过一期创刊号,视野较窄,印制太差,流布未广,影响不大,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新诗史家的关注。第三代人的名声大噪,仍然有赖于几乎无处不在的万夏,有赖于专注而生气勃勃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

现代诗歌运动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现代诗歌运动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要说这份民刊(其实也有主管单位,钟鸣曾力辩其非民刊),先要说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刊登过一份《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简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是在团省委和青年自学总部[16]领导下独力工作的四川青年诗歌作者的群众团体”,“协会目前有本会会员一百一十名,分会会员近两千名,正在积极筹建的地区分会五个”,“协会目前有诗歌研究团体三个: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和第三代人同盟”,“推选了骆耕野同志为会长,江河、付天琳、黎正光、万夏同志为副会长,石光华同志为代任秘书长”[17]。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成立于1984年11月,最初,其会长为骆耕野,副会长为周伦佑、欧阳江河和黎正光,秘书长为周伦佑,副秘书长有万夏、杨黎和赵野,成员有很多都是成都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的残部。后来,趁周伦佑返回西昌,万夏等三位副秘书长发动事变,重新选举副会长为杨黎和赵野,秘书长为万夏。“第三代夺权居然成功了。”[18]骆耕野默认这个结果,周伦佑闻讯,却立即赶到成都处突。据赵野回忆:“骆耕野、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事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后来再次重组,其人员设置,见前文《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简介》。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骆耕野却再三强调,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没有副会长,代秘书长为钟鸣,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三代人。这样的态度,就值得玩味。

万夏担任诗协秘书长,掌管公章,为期极为短暂。他却及时开出了一份介绍信,在1985年4月,在成都,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得以顺利付印。这份诗刊主办方为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和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编为万夏,副主编为杨黎和赵野,责任编辑为宋炜、胡冬、赵野、石光华、万夏、杨黎和王谷——赵野和王谷,都是《第三代人》诗刊的作者。杨黎,1962年生于成都,1979年毕业于成都第十三中学(未考上大学),1980年就业于成都市工商银行,1984年辞去公职。胡冬和杨黎的初衷,是创办第三代人的诗刊,据说胡冬正在编《第三代诗选》,而杨黎打算编《第三代同盟》。万夏不愿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他决意编《现代诗》或《现代主义同盟》,后来受到外部阻力,才改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封面上的英文仍然保留为Modernists Federation,意即“现代主义同盟”,这似乎是曲折地向某种外部阻力表达抗议[19]。这份诗刊,毫无疑问,也体现了很强的代际自觉:第一个栏目,“结局或开始”,向第二代人致敬,刊出了北岛、顾城、杨炼、徐敬亚和骆耕野的诗。第二个栏目,“亚洲铜”,向第二点五代人(这是笔者杜撰)致敬,刊出了江河(欧阳江河)、L、石光华、宋渠宋炜、黎正光、牛波、周伦佑和海子的诗。这些诗,或者说这些诗人,大都有史诗的野心,大都深受杨炼和江河(于友泽)的影响。当然,后来种种迹象表明,第二点五代人倾向于滑翔为第三代人。第三个栏目,“第三代人诗会”,向第三代人致敬,刊出了杨黎、张枣、张小波、赵野、马松、胡冬、李亚伟、万夏、邓翔、胡小波(胡晓波)、黄云、程宁、郭力家的诗,包括杨黎的《怪客》,张枣的《苹果树林》,张小波的《冰大坂》,马松的《生日》,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以及李亚伟的《我是中国》和《硬汉们》,非常挑剔而又甚为集中地,展览了第三代人最具杀伤力的“七种武器”。这些诗人和诗,大都来自巴蜀,大都已摆脱第二代人的影响。这个“第三代人诗会”,区别于重庆,正是笔者所谓“刊物上的第三代人诗会”。这个栏目有个小序,“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20]。第四个栏目,“女诗人”,刊出了翟永明、刘涛、李瑶、李静、李娟、陈小蘩的诗。成都画家何多苓,早在1984年,就创作过一帧油画《第三代人》,其人物原型,除了建筑师刘家琨,艺术家张晓刚,醒目居中的就是女诗人翟永明。这是闲话不提。第五个栏目,“夏之海”,刊出了柏桦、钟鸣、王世刚(蓝马)、杨远宏、陈东、张先德、孙文波和于坚的诗。第二个、第四个、第五个栏目的诗人,很多都生于五十年代,在郭绍才或邓翔看来,不算第三代人,而是笔者所谓第二点五代人。随着第三代人的泛化,欧阳江河、周伦佑、翟永明、柏桦、钟鸣、蓝马、孙文波或于坚,等等,才逐渐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坚。第六个栏目,“外国诗”,刊出了岛子和赵琼翻译的《爱丽儿》,原作者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从今而后,这位女诗人逐渐影响了翟永明和陆忆敏。第七个栏目,“诗窗”,刊登了三则简讯:《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简介》《整体主义与诗人》和《莽汉主义》。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很快就受到各方重视,有些学者,甚至将这份诗刊——而不是传说中的《第三代人》诗刊——视为第三代人的滥觞。

七、《第三代人》(诗报)

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设有邛崃分会,1985年10月,邛崃分会主编铅印出《第三代人》诗报,四开,四版,责任编辑为何洁民,刊出了杨然、杜卫平、李建忠、陈建文、默然、陈瑞生、席永君的诗,杨然的诗论《“太空诗”初探》,以及台湾大诗人亚弦[21]的长诗《深渊》。默然是内蒙古诗人,当时在编辑《这一代》(这个刊名也颇有代际自觉)。《第三代人》诗报有个《小启》,自称“本报作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致力编发富有时代气息,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力作”[22],心甘情愿地呼应了万夏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

《第三代人》诗报也只出过一期创刊号,囿于邛崃一隅,更加不为人知,却是由第三代人创办——以第三代人命名——的第二份文学刊物。

八、重心转移,由人而诗

前文费了许多笔墨,从重庆到成都,从命名到创刊,已然谈及第三代人和第三代人诗会。现在,从概念史的角度,笔者就要谈及“第三代诗”和“第三代诗人”。

非非  创刊号  1986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非非  创刊号  1986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先说有关刊物,首先,笔者要谈及《关东文学》。这份刊物主办方为吉林省辽源市文联,主编为惠万安和宗仁发,副主编为刘庆钧和张良玉。1986年4月20日,《关东文学》新辟一个栏目“第三代诗会”[23]。自此以后,“洪太尉误走妖魔”,便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那般。1987年6月20日,1988年4月20日,该刊又先后推出“第三代诗专辑”[24]和“第三代诗专号”[25](责任编辑为张旭东)。专号刊出的诗人,共有二十九位。《关东文学》挑起第三代诗的杏黄旗,在很大程度上,既缘于郭力家与宗仁发的共识,又缘于他与李亚伟、胡冬、万夏和马松的兄弟情。恰是《关东文学》,不但将李亚伟推选为主角,还让第三代实现了双重的迁徙:从民间到官方,从巴蜀到东北。其次,要谈及《深圳青年报》。这份报纸总编辑为刘红军,副总编辑为C,副刊编辑有徐敬亚。徐敬亚,1949年生于吉林长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1982年分配到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参花》编辑部,1985年供职于《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12日,该报推出“第三代诗专版”[26]。刊出的诗人,共有十七位。一个多月后,亦即10月21日和24日,《深圳青年报》还将与第三代诗重续前缘。其三,要顺带谈及台湾的《创世纪》。这份刊物主编为张默、洛夫和痖弦,后来参与的青年编辑有江中明、沈志方、周安托、侯吉谅和张汉良。1991年1月和4月,《创世纪》总第八十二期和八十三期,先后推出“大陆第三代现代诗人作品展”。刊出的诗人,共有二十八位。至此,台湾诗界和学界也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

再说有关选本,这里,重点要谈及《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27]。这部诗选主编为溪萍(乃是两位无名青年编辑共用的化名,却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位女性),责任编辑为未凡(本名魏凡)。该书编定于1987年8月,出版于1988年12月。收录的诗人,共有一百七十五位。该书未能获允发行,以至于连许多入选者——遑论读者——都不怎么知晓。这部诗选,以及前文谈及的《创世纪》和《关东文学》,所推送的第三代诗人,巴蜀占有较大比例,却仍然看不到廖希、郭绍才、北望和邓翔的身影。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理论(或评论),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比翼。1986年11月24日,徐敬亚完成长文《圭臬之死》[28],已有论及“第三代”“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人”。在此前后,值得提及的学者和文章,还有朱凌波的《第三代诗概观》,于慈江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29],陈超的《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30],周伦佑的《第三代诗论》[31]。从1988年5月到12月,从扬州到北京,从“全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到“第三代诗与当代诗歌多元化问题座谈会”,对第三代,理论界(或评论界)已渐趋接受(虽然后来还有反复)。关于第三代诗的特征,前述学者大抵都会提及“非崇高”或“反崇高”。他们还会提及其他特征,比如“宣叙性”“反讽”“喜剧意味”“冷态”“欲望化”“口语化书写”“稗史叙述”“平面感”“清醒实用的个人主义”“反文化”“反意象”“非两值化”“非抽象化”和“非确定化”。这些判词,对不同的对象,自然都有成立的契机。笔者个人则觉得,较有趣的说法,也许出自稍晚的钟鸣:“非理性的性感,是‘第三代’的特征。但,一种轻松感,一种呼吸,压倒了使命。”压倒了使命,就压倒了北岛 ,第三代的成功恰好也是失败。诗与艺术上的代际斗争,大抵如是,不将优势放大成劣势就一定不会罢休。

由“第三代人”派生出来的若干概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认同感。并行而不悖的类似概念,八十年代还有“新生代”“后崛起”“新诗潮”“后崛起的一代”“实验诗”“朦胧后”“新浪潮”“后新诗潮”“第三次浪潮”或“朦胧诗后”[32]。并行而不悖的类似选本,八十年代还有老木所编《新诗潮诗集》,无名氏所编《探索诗集》,唐晓渡和王家新所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以及徐敬亚等人所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33](后文会再次论及)。《新诗潮诗集》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录北岛等诗人,共有十三位;下集收录柏桦等诗人,共有七十四位(宋渠宋炜昆仲计算为两位,下同)。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上集全部收录第二代诗,下集主要收录第三代诗,并已将第三代诗呈现为更加宽阔而生猛的趋势。后来也就有偷懒的学者,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第二代诗指认为现代主义,第三代诗指认为后现代主义。这样做,当然,也就过于简单化。两个阶段,一前一后,只有犬牙交错,何来泾渭分明?并行而不悖的类似选本,九十年代还有李丽中所编《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选》,唐晓渡所编《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万夏和潇潇所编《后朦胧诗全集》,陈超所编《以梦为马》,陈旭光所编《快餐馆里的冷风景》,阎月君和周宏坤所编《后朦胧诗选》,以及周伦佑所编《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34]。

中国当代实验诗歌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中国当代实验诗歌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九、万夏与《后朦胧诗全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第三代诗的选本,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后朦胧诗全集》。

先说《后朦胧诗全集》。1993年8月,万夏及潇潇,联手主编出版了一代人的金色巨著——《后朦胧诗全集》,盘点第三代人诗歌十年成果。全书两千多页,分为两卷,以巴蜀为重点,收录七十四位诗人、一千五百多首诗。万夏作《序》,潇潇作《选编者序》。潇潇曾谈到命名的困惑感,是的,他们也曾试图把这部巨著命名为“《朦胧诗之后诗歌全集》《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全集》《汉诗》《中国现代诗全集》《第三代人诗歌全集》《中国当代实验诗全集》”。他们最终还是踩上了章明[35]的西瓜皮,从贬义的“朦胧诗”,来到褒义的“后朦胧诗”。万夏则谈到此书的重要性,“考虑到诗歌所表达的事物的意味,我设想用青铜的、不锈钢的、丝绸的,甚至用钢筋混凝土或昆虫来装帧这套书的封面。但我以为与诗歌本质最接近的仍然是黄金,我梦想用金子做一个封面,让这部诗歌总集在纯净的光辉中表里如一。”

二十年以后,万夏还是决定,就采用来自重庆队——他不太知道郭绍才——的命名。2014年6月,年过半百的万夏,独力主编出版了一代人的银色巨著——《第三代人志》[36],作为第三代人诗歌卅年纪念。全书两千两百多页,分为四卷:《灿烂》(再版),杨黎编著,乃是访谈录和回忆录;《浮水印》,乃是影像集(图片主要来自肖全);《与神语》,柏桦等著,乃是文论集;《明月降临》,马松等著,乃是诗歌集,以巴蜀为重点,收录九十七位诗人、五百多首诗。这套《第三代人志》,有个总序,没有署名,可能出自万夏手笔,此处有必要全文引来:“如果没有诗歌,我们的言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有意义,这个意义也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说一句傻话,回顾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什么使短暂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突现出来的?又是什么使它值得被记下,甚至被张扬?我肯定地说:这就是诗歌。第三代人的诗歌。”

我们尽可以挑剔这两部巨著,比如没有选入廖希、郭绍才、北望或邓翔,却很难否定下面这个结论:万夏不仅是第三代人的孟尝君,还是第三代诗的乐府令。孙文波有过感慨,“万夏何许人也:万大侠。”[37]笔者颔首,深以为然。

十、不能不提“现代诗群体大展”

再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年7月5日,8月8日,徐敬亚两次发出邀稿信。9月30日,徐敬亚在广东《深圳青年报》,蒋维扬在安徽《诗歌报》,同时发布预告消息,将联合揭幕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关于这个大展,徐敬亚坦言,乃是基于如下考量:朦胧诗之后,“已经浮荡起又一次新的艺术诘难”。自10月21至24日,两报分三辑[38],陆续推出六十五个现代诗流派、一百一十六位诗人、一百三十八首诗:主要呈现了第三代诗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夸张力,以及破坏力。这是火山大展,或者说,火山群大展。1988年9月,以这个大展为基础,徐敬亚等人编选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比《后朦胧诗全集》,更具有全国性的视野和襟怀。故而有的诗人或学者,也将1986年,视为第三代诗人和第三代诗的源头或重要节点。2006年11月,由周墙、默默和李亚伟发起,联合《诗歌月刊》和《天涯》,在黄山之麓的归园召开了第三代诗——其实是现代诗群体大展——二十周年纪念会。当月20日,发布了《归园共识——第三代诗人立场及倡言》,笔者把这文献称为“第四份《第三代人宣言》”。且引来若干段落:“第三代诗歌,系指1980年代初期发轫,经由’86诗歌流派大展[39]推动,从而渐次出现的民间诗歌社团和个人的自由创作”;“第三代诗歌以最大的深度与宽度决裂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化传统,以史所未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的诗意构成,过滤并发展了现代汉语”,“第三代诗人超越文本的独立自救人格和自由健康心态,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性生存方式”,“第三代诗歌呼吁诗歌的正面建设,重塑中华民族的读诗传统,开创中国现代汉诗自由高贵原创的新时代”。这个文献用语颇重复,立论较夸张,少了一份沉痛,多了一份酒酣耳热,少了一份清醒,多了一份功成名就。不管怎么样,从郭绍才,经北望,到作为复数的周墙,从人之宣言,到诗之宣言,既意味着暂时的因小失大,也意味着可能的得寸进尺。理想还在,诗歌不死,君子群而不党。至于归园,乃是周墙所营,位于黟县宏村镇上轴村,“亭台楼阁,叠山离水,修竹古樟,置身其中,恍若隔世”[40]。其址,还有晚清奇女子赛金花故居。

汉诗编年史  1987—1988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汉诗编年史  1987—1988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2012年12月,又在归园召开了第三代人三十周年纪念会。始将1982年,而非1986年,确定为第三代人的元年。这个纪念会讨论了《第三代人志》(初稿或清样),颁发了杰出人物奖、美食奖、摄影奖、导演奖、陶艺奖、纪录片奖、民谣奖、传媒奖、批评奖、散文奖、翻译奖、艺术奖、小说奖和诗歌奖。诗歌奖,无疑,花落马松。据闻,计有万夏、赵野、邓翔、杨黎、李亚伟、马松、二毛、王琪博、萧全、徐敬亚、郭力家、海波、默默、李笠、李森、野夫、贺中、胡赳赳、李少君等四十余位诗人与会。邓翔当场出示《第三代人》诗刊,就像出示一块罕见的化石,出示一段发黄而变脆的史前史。对徐敬亚来说,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意外——此前,他从未见过这份诗刊。据说徐敬亚睁大了眼睛,连声问邓翔:“怎么是1983年呢?不是1986年吗?”来到这个纪念会的李杨——他是一位导演——很快朗诵了北望的代序,又朗诵了邓翔的诗。什么诗呢?《讲个故事吧》,“讲一讲炉火熄了,/我们仍围着炉旁轻声交谈”。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在这份诗刊,署为“1983年3月11日”。

曾经孤独在野的“第三代诗”,到如今,已经得到公认,而且是诗界和学界的双重公认。第三代诗何谓?来听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作答:“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歌的整体”[41]。第三代诗何为?来听市井万夏的作答:“我找到了酒和诗歌,她们给了我梦想,让我体味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听到老虎走进翠玉的脚步声;大雪中临窗的一场伟大风景;爱人怀里最香软之风儿;拍案绝尘而去将美人和黄金抛撒一地。”

2020年4月18日

[1] 孙文波《洞背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页。

[2] 郭绍才语。此处,及下引郭绍才语,均为笔者采访所得。

[3] 分别为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巴蜀书社2010年版,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 《第一个诗人》,杨典《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和新浮生六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63页。下引杨典,亦见此文。

[5] 川江《远方》,开卷书坊2006年版,第114-121页。《大学人文》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69页。下引何卫东,亦见此文。

[6] 杨黎编著《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页。

[7] 柏桦《左边》,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下引柏桦,亦见此书。

[8] 赵野《一些云烟,一些树》,《今天》2011年第1期,总第92期,第128页。下引赵野,亦见此文。

[9] 据廖希和郭绍才回忆:乃是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

[10] 胡冬致邓翔信,2021年1月23日。

[11] 《大拇指》第218期,1986年7月15日。

[12] 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9页。下引钟鸣,亦见此书。

[13] 北望《第三代人》,《第三代人》诗刊第1期,1983年8月,第1-2页。

[14] 又题《故事》。

[15]  邓翔致杨政信,1988年6月12日。

[16]  一说“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

[17]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1期,第8页。“江河”即“欧阳江河”,“付天琳”即“傅天琳”。

[18]  刘涛《第三代诗人》,《今天》2008年第2期,总第81期,第73页。

[19]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印制时间,并非1985年1月,而是1985年4月(不早于4月12日)。1985年3月15日,《现代主义同盟》编辑部印发《征订通知》,称“《现代主义同盟》第1期定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内部发行,16开,80页,铅字印刷,计收工本费0.60元(包括邮寄费)”。渠炜致杜爱民信,1985年4月12日,附有这份铅印的《征订通知》。

[20]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前揭,第31页。

[21]  当为“痖弦”。

[22]  何洁民《小启》,《第三代人》诗报第1期,1985年10月。

[23] 《关东文学》1986年第4期。

[24] 《关东文学》1987年第6期。下文提及的朱凌波文,亦见此刊此期。

[25] 《关东文学》1988年第4期。

[26] 总第173期。当年8月,该报还推送过“朦胧诗专版”。

[27]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8] 《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7期;《鸭绿江》,1988年第8期。

[29] 《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1988年5月。此文同时提出“第三次浪潮”。

[30] 《文艺报》1988年9月3日。

[31] 《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32]  参读牛汉《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中国》1986年第2期,1986年3月18日;《深圳青年报》总第178期,1986年9月30日(下引徐敬亚语,亦见此处);《当代诗歌》1987年第1期;王干《新的转机-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一代》,唐晓渡《实验诗:生长着的可能性》,《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6期(终刊号),1987年11月;王干《“朦胧后”:诗坛新浪潮》,《文论报》1988年8月25日;谢冕《美丽的遁逸——论中国后新诗潮》,《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1988年11月。

[33]  分别为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198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4]  分别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下引潇潇及万夏,亦见此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  参读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3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下引总序,亦见此书。

[37]  《万夏》,孙文波《名词解释》,2006年,未刊稿。

[38]  《诗歌报》总第51期,两个整版,1986年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总第184期,两个整版,1986年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总第185期,三个整版,1986年10月24日。

[39]  应为“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40]  周墙《前世今生,只是一个瞌睡虫》,《今天》2011年第1期,第162页。下引《归园共识——第三代诗人立场及倡言》,亦见此文。

[41]  洪子诚《序》,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第三代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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