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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先:无需“神化”已“圣化”的昌耀

2021-07-22 09:13 来源:文学自由谈 作者:郭守先 阅读

诗人昌耀

诗人昌耀(1936-2000)

昌耀谢世已经二十一年了,以昌耀命名的诗歌奖也已经颁发了三届。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孔子、屈原、苏轼等一样,昌耀生前历经磨难,死后却倍享哀荣,不仅被称为“英雄”“诗人中的诗人”,而且被批评家誉为“当代诗歌史上的传奇”“旷野中的儒家”“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堪称“新诗百年以来最具草根性的诗人”,甚至认为他“高过了包括很多朦胧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这些评价足以告慰昌耀生前的劳苦,但其中有些说法却值得探讨和商榷。

是的,笔者承认昌耀的诗歌是命运铁砧上锻造出来的火花,是“岁月有意孕育成的琴键”。他的诗歌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命运、将个人情感提升为人类情感的细腻与宏阔,的确令当代诗坛惊艳,有其不可替代的诗学意义。他的成功的确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我们没有必要“神化”这位“社会的怪物、孤独的浪子、单恋的情人”。说他是“当今中国诗人中只用自己的语言道破天象的诗人”,“在政治和诗歌艺术上,从不屈从于任何制度、个人和体制的人”(李东海语),确有些过誉。作为诗人,他已经“圣化”了自己,如大漠居士、朝圣香客、托钵苦行僧等。他说“我是滋润的河床/我是干枯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我的令名如雷贯耳”;他说“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将囚徒的命运改写为圣徒的天命”(耿占春语),是昌耀的一大创举,这是命运使然,也是信仰使然。但考察昌耀的一生,最后拯救他的,还是爱情和诗歌。如果北岛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么昌耀则是被放逐的屈原,用他的诗语述说,他是西部“一个没有王笏的侍臣”;用《昌耀诗文总集》燎原的序言标题描述,他是“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这也是2009年《钟山》杂志社邀约十二名评论家评选当代三十年十大诗人时,被称为“诗歌英雄”的北岛全票通过,并位居榜首,而昌耀只能名列第五的原因之所在。

今天,如果认为北岛们具有批判和启蒙精神的朦胧诗已经“随时代而去”,就宣称昌耀立足自身传统的所谓“大地性诗歌方向”才是“真正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方向” (李少君语),未免有些主观臆断了;这和当年把朦胧诗说成诗歌发展方向的评论一样有失偏颇。其实,朦胧诗并未失去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确认,被“下半身写作”、口语诗等所承继,如新近在网络走红的号称“颓荡写作探索者、倡导者、践行者”木朗的诗歌,即是一例。另外,谁说朦胧诗没有立足自身传统的大地性?《今天》的代发刊词宣告:“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朦胧诗人杨炼在传统文化中追溯生命本真存在的《半坡(组诗)》《敦煌(组诗)》等,则直接立足于脚下的这片土地。谁说朦胧诗不兼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朦胧诗既有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的北岛式绝望反抗,有自然、肉感、野性的芒克式温和冒犯,也有不乏锐利、激烈、桀骜不驯的多多式语言风暴,还有颇具理性思辨色彩、彰表内心细腻情感的舒婷式一脉,更有像昌耀一样以“自我”历史来归纳民族历史的江河、杨炼式抒情史诗一路。

当然,我也不会简单认为昌耀的思想是“左的”,因为人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单一的标签,都无法准确描绘人的存在,何况将诗视为宗教的昌耀?深受惠特曼《草叶集》影响的昌耀,不可能只受其形式的影响,而对其思想无动于衷。面对厄运的打压和生活的困苦,任何人都会有所反思。昌耀被定性为“右派”后不久,他就在诗歌《群山》中对极“左”路线有过反思。他渴望“太古的庞然巨兽”能够“猝然复苏”,“对我们红色的生活做一次惊愕的眺视”。在1962年写的《这虔诚的红衣僧人》中,他宣称在熟悉历史、察视墓穴中发现了真理。他说他“转向蓝天的眼睛一天天成熟”,并“充盈着醇厚多汁的情爱”。复出之后,他的诗歌对历史的反思和诘问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譬如《山旅》第七节:“啊,是谁说/时势造英雄?/分明又:英雄主宰生灵万物//从秦陵墓坑/始皇帝地下操戈的兵俑/到1975——张志新被酷吏割断的喉头/我看到个人权欲骄纵无度//三春饿殍/全是母亲的精血/十载动乱/杞人曾虑——金陵天国的祸福……”又如《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第四节:“壁立骊山,你没有听到那乘铜马车依然金光闪烁,铜色的寒气在空横贯为一条环形带,铜的嘶鸣、铜的轮辐与十六铜蹄子依然在御道日夜驰骤不歇,依然在冲撞你的胸襟,轰击你的脑门,践踏你的心肝肺,而使你,两眼生辉煌?”这里有着对传统文化基因遗传的反思。不仅如此,他还对我们“没有硬汉子。只有羊肠小道/命运跳板的尖端/容不下第二种机缘”的逼仄,以及“绝少孕妇”(创新能力)、“习惯精神会餐”(形式主义)有过深切的控诉。

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虽然不乏反思和审视,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凸显更多的是一个放逐“侍臣”之“离骚”。昌耀曾在诗歌《场》中表白:“我是农夫的养子,在我心中的殿宇,党的形象,无疑是我崇奉的至尊,我珍惜这种,朴质的感情,但是,我的信仰,不是盲目的愚忠,不是泥胎木雕的魔力,我更该听从——实践的判决,历史的裁决,只有它——才能使我驯服,我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出于我爱的真挚,我不用忏悔,也无需请求宽恕——不,我心中的至尊,不会这样惩罚他的孩子,值得提防的倒是,那些庙堂的祭司,那些神圣的卫道士,莫不是无耻窃贼,莫不是江洋大盗,我不能解释这些人怎么会披上炫目的袈裟”。与“世界,我不相信”,要做“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的朦胧诗人们相比,他并没有举起逆反文化惯势的大旗,他挑战的只是个人命运,他彰显的只是青藏高原的“形体”,他的诗歌只是脱去垢辱黑衣之后,依靠“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对自己不堪的昨天及其生居的土地,进行的一次自我救赎式的超拔审视,或者说穷途歌哭;因为对于“泪水”,他并不“忌讳莫深”,他认为“嚎哭是人类能够听懂并普遍享有的最为可行的古老抒情方式”。昌耀默守的立场遭遇现实的嘲弄之后,勘破红尘的他,开给时代的处方仍旧是类似于佛教不怒、不恼、不嗔的“听淡淡的箫”。正如青海诗人郭建强所言:一生葆有公民意识的昌耀,其写作应有一大部分是关于构成城市文明基准的盟约、法制、贸易、人权的。惜乎由于种种限制,这些最终只体现为屈杜式的“哀民生之多艰”。

而发轫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地下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用理性和人性的尺度,表达了对荒谬年代的质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鄙弃,反思了人的本质问题,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存在的‘创世纪’激情”(洪子诚语)。而“昌耀把社会政治的困境置于宇宙轮回的天命之间,把两种不同意义的厄运混同,使其产生互为解释的隐喻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社会历史批判的力度和尖锐性”(耿占春语)。以“车轮”获罪的他,至死也没有产生过扭转历史车辙、实现社会转型的愿景。他将自己的困苦和磨难,视为殉道者的修为,甚至在俄罗斯有人斥责他佩戴列宁徽章时,他也不曾改变过。他说,“我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为向往的贬值而自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因为他又“梦历鸭绿江、清川江,奔赴三八线”,因为他又看见了“‘资本’重又意识到作为‘主义’的荣幸,而展开傲慢的本性”。因此,昌耀的诗歌是一个蒙冤男子的命运审视与爱情救赎,或者说是一条“烧红铁板感应蹦起的鱼”对社会理想主义伤痕的舐吸与眺视,我们无需“神化”已“圣化”的昌耀。

说昌耀是“英雄”,也不尽然。首先昌耀自己就不同意,他说,“既没有可托生死的爱侣,更没有一掷头­可与之冲杀拼搏的仇敌,只余隔代的荒诞,而感觉自己是漏网之鱼似的苟活者”;他说,“面对华夏族自杀的堕落,我是一个潜在的遁世者;面对外部势力对华夏世界的误杀,我是一个天然的义勇军”。他坚信“在生命熄灭的坟头,有祖国赠给战士的冠冕”,“在大海的尽头会有我们(负荷孩子哭声赶路者)的笑”。昌耀诗歌中的自我形象是“苟活者”“遁世者”“战士”“义勇军”和“赶路者”,或者说是社会理想主义者。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英雄主义情节,就把他视为“英雄”;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忍病痛的折磨而选择了自杀,就把他捧为“英雄”。自小怕鬼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的昌耀,长大后多情而又“太易于感伤”的昌耀,不要说在生活中,就是在写作中,对根脉性问题也总是欲说还休,批评家们称为“隐喻式抒情”。昌耀说:“实在,我不配踏勘/这历史的崎岖/我不配凭吊,这岁月的碑林。”这些中肯诚实的自我认定,集中描述了高大陆一个蒙冤男子活着的表情。

说昌耀是“百年以来最具草根性的诗人”,还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十九岁河北荣军学校毕业,就担任了青海省贸易公司秘书,二十岁调入省文联,编辑《青海文艺》的诗人昌耀,无论如何都与“草根”不搭界。尽管被打成右派后,长期生活于基层,但其时由于创作的不自由,创作的诗歌并不多。他的诗歌多数是回归城市之后的潜心之作,就是其早期诗歌,据研究者探究,也不排除大量的修订。说其“草根化”,也不确实,因为大家对昌耀诗歌语言的评价是“古奥生涩” “陌生化”。一个草根化的诗人,绝对写不出“美的‘黄金分割’从常变中悟得/生命自‘对称性破缺’中走来”“我们不断在历史中校准历史/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变作历史”“潜在的痛觉是历史的悲凉/然而承认历史远比面对未来轻松/理解今人远比追悼古人痛楚”等等,这样富有理趣和哲学思辨的诗句。昌耀的诗歌与草根化所昭示的大众化与平民化无关,非精英知识分子不可为。

将昌耀的诗歌与李少君草根性诗学粘连,也很牵强。昌耀最推崇和喜爱的诗人是惠特曼,终其一生倾心的是“大同胜景”。昌耀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说:“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同时他又宣布,“我从一个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半个国际主义的信徒”。另外,王家新等诗人、评论家认为,昌耀早期的诗歌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诗歌”,这与草根性诗学致力的“本土性”和“个人性”又不十分吻合。

除以上称谓和评价外,有人还说昌耀是“嗥叫的水手”“伶仃的荒原狼”“幸存的诗人”“高原的雄鹿”“一枚在火焰中沉思的黑陶”“一株化归于北土的金桔”等等,他自己还说“你既是牺牲者,也是享有者;你既是苦行僧,也是欢乐佛”。但这些说法都无法尽述全貌,只能描摹他的不同面相。

经过多方探究,反复斟酌,我觉得将昌耀称为“男子”还是最为切实。首先他原本就是一名男子,“男子”这一称呼得到了他的自我体认。他制作的名片上的四个头衔中,排第一位的就是“男子”,然后才是“百姓”“行脚僧”和“诗人”。其次,“男子”对应了许多脍炙人口、数量众多的爱情诗篇或者说“爱的史书”,譬如《良宵》《慈航》《一片芳草地》《致修篁》等。他说“爱是源泉也是归宿”,“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他说“我是一部行动的情书”;他说“我终究是这穷乡僻壤——爱的奴仆”;他说“我却成了这‘北国天骄’的赘婿,我才没有完全枯萎”;甚至连绝命诗都是一首凄美的爱情诗——“三天后一十一支玫瑰全部垂首默立,一位海滨的女子为北漠的长者饮泣”。综上所述,还是厘定为“蒙冤男子的命运审视与爱情救赎”才最为公允,也可能最大程度消弭异议。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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