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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阿佛洛狄忒穿错了花衣

2021-09-23 10:18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周瑟瑟

周瑟瑟,著有诗集《松树下》《栗山》《暴雨将至》《鱼的身材有多好》《苔藓》《世界尽头》《犀牛》《向杜甫致敬》(英、西、日、韩、瑞、蒙、越多语种)等,长篇小说《暧昧大街》《苹果》《中关村的乌鸦》《中国兄弟连》(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创作)等20多部,以及《诗书画:周瑟瑟》。曾参加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第三届(越南)亚太地区诗歌节。

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诗时时刻刻在向人类展示其严肃性,但是直到目前,人们一直试图回避其严肃地思考而偏爱其抒情,人类的这类错误就如阿洛狄忒穿错的花衣一样,通过诗对个体思维、群体思维、国家思维、存在本质进行垄断,导致人们无法认识诗的真正目的——美丽和错误的统一以“暴露和解放的心理帮助诗人和读者解除了生活中的许多困境(周瑟瑟语)”。人类毕竟只根据自己的路径——人类历程思考生活,假设周瑟瑟的诗歌写作是把文化的理想当作生活的理想,我们就更难理解阿佛洛狄忒为什么穿错了花衣。

希腊神话和波提切利暴露了文化理想与艺术的无稽性,时隔多个世纪后,周瑟瑟代表着一代人群从泡沫中阿佛洛狄忒宁静的脸和身躯上发现了有诗歌之远的哀伤,当周瑟瑟携带着与他息息同行的诗走在一个十分特别的大都市的街道上,他看到的美丽和错误就如同人们身上灿烂的花衣,诗仅可以应对的不是理性,而是生理反应。“我小说的外衣太厚,知识的内裤太紧/我必须脱掉么?……女鬼丁香玉用香气缠着我的尘根,用玉镇住我的大腿”(《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之《鬼故事》),诗泄漏了非夜色生活的普遍反应,倒不是因为诗人的生活态度所致,而是诗本身的严肃性、可思索性被肢解,整个社会表现出一幅迷茫的神情。

诗有时在周瑟瑟笔下是最简朴的文化形式——那是在上个世纪,目前,诗在他的周身是最个体的生活方式,诗在他的周身是一些器官,它不是那么系统,但与生活的非理性十分紧密,但是,即使他像非诗人一样走在大街上,或是进入夜色,他的诗就以一种责任的形式出现,表现出对生命形式的担忧如《花花公子》,或表现出一个生命形式游离于文化之外的失智状态如《孔庙之行》、《箴言》、《圣人》、《1976年》、《再读〈瓦尔澄湖〉》、《犹太人巴别尔》等等。我无法肯定周瑟瑟的诗作都来自对更好一个标准的寄托,但是我敢肯定他的诗在暴露生活真相时所寄予的生活向度。因为,在这个卡丘年代,产生诗歌,就像那个年代产生优秀的神话一样,是来自一个群落或是极个别个体的智慧,只有责任和智慧,写作才有力量憧憬更远的标准,才有勇气抛弃身上的花衣。

诗出没于话语和人的意识中,她似乎是一个无人防备的善良的敌人,出没于凡是具有人类行为的地方。说她是敌人,是因为她总是会战胜人见到的美,说她是敌人,就是她永远让人感到与美的距离。当人们喜不自禁以为拥有了美时,她亮出美的标准让人汗颜。如果这个美丽的敌人长期制造这类诗歌事件,人类说不定就开始怀疑美的根据了。而事实上,周瑟瑟的诗以其反法则支撑着一个造丑的过程,并常常以敌人的形态和敌人的行径出没于社会层面。其结局是什么样,诗人自己知道。

人类之事让我们感悟到一个属于诗与神的原则:凡是最好的东西必定与人有一定的距离。有破坏这一原则的壮举者当属神,人类如果有破坏这一原则者当属诗人。这让人想起某个受难者,好的东西与人永远有一个永恒的距离成了惩罚的依据。《中国卡丘主义诗歌》期待这个永恒的距离的逝,诗中绽放出来的自我嘲弄、自我牺牲要求,表现出周瑟瑟的诗歌之事与人类行为的非对称目的。

人总是首先或是最后——即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寄希望于诗。卡丘时代早期,诗也一度成为最坚强留守者,她一度想创造全新的精神气候来抵制数化对诗构筑的最后一片领地的侵入。但是,就像里尔克感触到的一样杜伊诺哀歌四起,而后俄耳甫斯的美妙歌声也沉寂下来,但是,即使是沉默,其中仍有新的发端、暗示和变化现出。完成《中国卡丘主义诗歌》的诗人,清理了诗歌溃败的现场后,他不想制造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对付卡丘主义时代,其实,目前也没有一个概念可以揭示卡丘主义——现时代社会特征及其社会动机的非人性的本质,加上大多数诗的写作者失去了哲学指导,那么,诗在二十一世纪,诗的哀歌也就深入不到人的心灵,诗也就收容不了阿佛洛狄忒以及人们穿错了的花衣。而诗本身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太多,首先是诗的存在问题,因为诗“能够被冷落”就是疑问的充分理由,这一迹象又进而让人对诗的本质产生怀疑。没有什么问题比卡丘时代推到大家面前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在一个泛文化时代,如果丢开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信念,我们似乎无法保持一点点接近它的勇气。有一位诗人说,“在这个一切修辞都显得多余的年代,在这日渐崩溃的文化缩影里,我感到个人困境和生存焦虑的瓦解。

“当月亮升起来,穿花衣的妇女漫步时
我被她们的眼睛,睫毛,和世界的整个安排打动了。
依我看来,从这样一种强烈的相互吸引里
终归会流出最后的真理。”
——《当月亮》切斯瓦夫.米沃什(伯利克,1966)

“我好奇地看他们,发现在笑的后面
隐藏着忧愁,一种对不幸的
朦胧的迷惘
我穿着衬衫坐在敞开的窗户前,
像某个西方的耶和华,察看
走过的一切,当那种神圣被保持。”
——《当那种神圣被保持》狄兰.托马斯

 “…… 因为美无非是
我们恰巧能够忍受的恐怖的开端,
我们之所以惊羡它,则因为它宁静得不屑于
摧毁我们。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
——《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莱蕾.马利亚.里尔克

米沃什、托马斯、里尔克在人类进程的关键时期确立了诗歌三状态——也是诗的三精神标志,在《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中诗歌三状态完全被模糊了,因为世界与事物的全部以卡丘形式表现在人的面前后,人无法窥全世界的本质,只能被世界或事物吸引,哪怕一件美丽的物品、哪怕一件美丽的花衣,都可以笼罩、控制人,人也不可能像那个坐在窗前的诗人一样对事物保持着神圣。世界似乎回到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所提到的无限状态,数以及“0”再度成为万物的最大动力与本质,多少、大小、高低、需要、拥有、占领、侵吞这些事物行为与卡丘动态,更加趋向“精美”、“成熟”、“满足”这些卡丘的实质。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时代有了一种强烈的重新造就人的愿望。虽然我们在一切文献里看到人这个概念还是旧好如初,但是人一旦接触这个社会,两者产生的锋面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以及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就远难以概括了现在的人了,我们所习惯的表述方式也无法接近人的全部真实,人也无法接近万物的真实。《中国卡丘主义诗歌》展示人非真实层面的生活和生理状态,以致让我们看到“把裤带系在脖子上”(《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之《鬼故事》这样的感悟性细节的象征意义。

对于卡丘语境下的生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所有艺术行为都能获取特殊文化语境中——比如诗中的一个可以称之为“理”的命题的。《中国卡丘主义诗歌》甚至会取缔一些语词的语义,为了理解现在,曾经必须用诗(包括其它艺术)把我们的思想引向未来。而今,我们无法“必须依靠言说的诗”,无法必须依靠预言这一运动来理解卡丘时代。这一“运动的结果将在我们的意识中通过斗争见到分晓,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将成为扩大和改造我们自己意识的真正力量,因此,一个全新的价值观的世界将要诞生,对此我们不能从质的方面进行描述,就象我们无法俯看我们自己一样” 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中国卡丘主义诗歌》的诗歌写作显然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作为一种类似于预言一样的运动首先是针对自我意识,进而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只不过自我意识陷入已经卡丘了的世界,就像诗面对的不再是精神一样,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社会就杜绝一切旧有的生命形式,就像卡丘社会杜绝诗以及所有艺术的传统形式一样。因此,我们读了《中国卡丘主义诗歌》,才感到了严肃性、思考、沟通等等一切以前谓之神圣的东西(包括方式)的尴尬。

卡丘时代,在诗用预言这一文化运动建设新的精神气候已经显得不可能的情况下,诗也在逐渐失去她的良心,失去她的义务与责任。诗开始慌乱,自行摧毁自己的责任。《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以日常生活入诗对性的多次调侃,就颤然让人看到诗疏于神圣的本质。事实上《中国卡丘主义诗歌》让人看到一系列文本性问题,如诗的文化视点虽进行了位移,但与时代文化的走向基本上是平行的,被动得不能带有一点儿预见性;如有些诗把握住了生命群落与一切或新或旧的文化形式的冲撞,但是无法左右生命群落的需要;另一类诗,诗人自己的生命泛作一张张白纸,进而允许生命群落在这些纸张上做着或嘲解、或呐喊、或失语的漫画,因此,我们读现今的诗,看到的是生命部落的并不优雅的风景。当然,个别诗人如王家新的诗并没有因为负重而有一刻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哪怕是他早期的诗都以其风景画没有被污染的责任一直在对流浪的生命做着反复启蒙的工作,一首《瓦雷金诺叙事曲》至今还在袭击着不智于生命的所有暴行。与此不同的周瑟瑟,他匆匆行走在都市的大街,穿行于高级写字楼群,生疏亦或是有意背离田园式的思想方式,欢快地捉弄或是抛弃那些可怜或者是揣藏可怜的生命。

西梅尔在《现代文化冲突》一文中说,“生命在这里获得它不能达到的某种东西,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并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然而,思考、愿望以及形成的过程只能用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文化形式的进攻,由于能使生命自身的各种力量结成同盟来反对它们,所以可以具体体现精神最深处的内在矛盾”②(G.西梅尔《现代文化的冲突》)。处于卡丘时代的周瑟瑟没有拘泥于精神深处的矛盾出于何种原因,但是他一直在了解卡丘主义思潮何以化解新的精神气候,他明白——卡丘人有可能像沉沦在地府里的欧律狄刻一样被唤醒,引回。周瑟瑟及其《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一直隐忍着这种俄耳甫斯的期待、勇气和责任。就像绿原所说,诗“表明了诗人坚定的信念:即使在横暴的机器工业时代,诗也有力量拯救被威胁的价值。”

但是,这也不是周瑟瑟刻意而为的诗歌行动和精神,当我们需要一些明朗的词汇来明确定义一些他诗中出现的生活现象时,周瑟瑟诗中的所有词却早已失去了资本性,它甚至对于所求的维度也难以驾驭,甚至它们的指向也在一个临界点转向过去,无疑,这就使得《中国卡丘主义诗歌》陷入卡丘语境而显得更加清晰坚硬、简约、庸懒、倦怠,多层真实的消积使出现在他诗中的生命本身反而变得模糊起来。周瑟瑟的诗楔入这一个世纪性语境,且具有非对称性,因而导致了许多古典悲剧式的诗出现,如果拔开那一层古典悲剧式的情绪,不难发现,诗人的自失不是因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强大,而是诗人发现个体在卡丘时代的弱小反而夸张了传统的文化形式。由此,生命冬境制造了更多的非诗歌事件。这种苦难一度引起诗人的关注,因而周瑟瑟有一些反向结构的诗作,展示诗人的灵魂与普通人的灵魂一起挣扎的景象。

在可能消解一切对抗的状态下,《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中的某些诗展示的另一种态度是,在胜利的渴盼中接受彻底的失败。与英雄主义诗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剑气,没有泪水,更没有血迹,有的只是试错,因为只有试错,才会把期待推向期待,才会把理想推向理想,才会把建设推向建设,才会在试错中发现人的本质。但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领会后现代主义时,卡丘主义就彻底地毋用置疑地肯定了建设、重建与再毁灭的合法性。它把所有的悖论纳米化,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卡丘要求,一切矛盾都不是矛盾,一切对抗都不是对抗。这让所有的诗歌失去了对抗体而显示非目的性。《中国卡丘主义诗歌》在这个层面上的展示更是令人颤栗。

当一个城市——中国北方某大城市——首当其冲地被纳入《中国卡丘主义诗歌》的文化集符中,就像里尔克的杜伊诺一样,这个城市由普通的地标升格为文化标识,城市和诗人之间在任何细节上都在进行相互拷问和捉弄。“早晨我一般会在公司里转两圈/嘴角的微笑当然是迷人的/然后我上洗手间/一边咳嗽一边斜眼看中关村的天”(《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之《中关村的乌鸦》)——诗人自身带有一股力量、一股热情,或者是勃勃而发的生机,在诗歌之远的距离上回忆或憧憬一切。即是那滴泪水,也有可能成为诗人的一幅望远镜,察看城市文明给人类带来的非预期目的。在某一类特定的诗中,城市这一文化符号群恰巧在诗人的言说中展示了一种令诗人莫明其妙的茫然。因为诗人并没有理解卡丘主义下的城市其符号意义究竟有哪些变化,个体精神与集体精神与国家精神有了何种不同的外延,那么,文化假想就成了一种时尚,文化假想成了可命名行为,以此来迎接卡丘主义之下出现的新鲜的现象,一些事物的完美罪行也被冠以美妙的名词,——这是周瑟瑟的诗始料不及的事。

诗人虽然把触角楔入大街小巷和夸张的广场,但是他从品质上冷淡具有卡丘特征的城市,更不屑于理解物质的个别内涵。诗人甚至丢掉诗人必须保持的相对性,在社会的卡丘行为下失去了他们以往被称之为独特的方式与力量。——我认为,仅仅具有诗人的身份是不够的,除了个体的人格力量外,还需要丰富的知识以及对“此在”的思考,才能保证写作不会出现意外,虽然这些意外是诗人不可缺少的。柏拉图说:“相比之下,任何一位国王都可以用他的睿智和精神的力量保住他的王位,但是很少可以用他的手或者整个肉体做到同样的事情。”③(柏拉图《政治家》)因此,精神的或者文化的,成了诗所必须保持的思考的一个参照,如果真能这样,诗也就成了卡丘时代的一种参照。这不是诗人崇尚虚拟所推至的崇高,而是诗人深深理解到良好的精神可以保证一个民族存在,物资却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坚固基座。而精神来自良好的文化,可知艺术是永远存有使命,永远是处于上苍的地位行使着对人类的职能。周瑟瑟有鉴于此,用他合适的方式、恰当的诗歌形式解析城市的繁华。

繁华的城市怂恿人试图建立另一类新的根据,而在试图建立新的根据时,反对人性的行为产生了革命意义。周瑟瑟的诗再也不以煽动风起云涌的场面为荣,对此而是点到为止,因为,资本主义精神下的财富的意义在此再也难以找到破坏的对象,卡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破坏平等,它虽然也列属财富,但是它在更深层次被卡丘主义公开化了,即使它所属一人,但是它产生的信息价值卡丘人可以平等享用。这样的财富也没有表现出韦伯式财富的某些疑问。资本主义“财富本身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它的诱惑永远不会消失,对它的追求与天国的绝对重要性相比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疑问的。……这些疑问本身是极为严肃的,因此,必须比较细致地考察它们,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的是安于财产保障,耽于财富以及由此引起的悠闲和肉体的诱惑,尤其是放弃追求正直生活的诱惑。实际上,获得财产之所以受到反对,完全是由于它们具有产生这种松懈的危险。”④(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47页-148页。)资产阶级财富特征令达尔文主义或是新约全书中的贫民党产生了反对运动,其革命成果在现在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大街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身上得体现得十分鲜明。而人性反常运动推出禁欲主义总结财富对于制造上帝的荣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消极作用,这更拉开了阶级之间的距离与人类的不平等,但是那一场反人性的运动没有找出人性本身的失望与感悟。卡丘主义时代的卡丘人恰恰是在人性感悟上开启了人性逆反。这与禁欲主义的期待极为不同,宗教以上帝为标准的人论原则当然要被卡丘主义抛弃。周瑟瑟用诗清点那些“丰满大腿”、“性关键字”,然后用现代语体描述或是总结卡丘主义对精神的、文化的、物质的等等一切进行卡丘时,他的诗一度出现或者暗含这样的总结,即“任何无限大的数都难以统率人的欲望”、“任何无限大的数都难以量化或满足人的欲望”。在卡丘主义语汇还没有得到开发之前,这类语言、包括周瑟瑟的诗歌语言,还是捎带上了资本主义精神下人们对于物资的遗恨。实际上,这种诗歌行为、卡丘行为,比之资本主义行为,它产生的危险指向不同,即它不指向道德层面;它即使令人产生疑问,但其疑问并不触及这种行为是否指向“正直生活”,何况正直生活这个概念在《中国卡丘主义诗歌》中失去了真正的可思考价值,那么,在卡丘主义时代再没有什么值得卡丘人去破坏的情况下,人性反常也属于正常。这也就成了卡丘主义时期卡丘人的一个合法特征。

值此可以看出,周瑟瑟的诗涉及现代人的生活时似乎表现出一系列文学技巧,或者卡丘人的生活和行为本身就是在表现文学技巧。当然这与用资本主义语汇论述卡丘人的人性反常不一样,用文学特征来概述卡丘人的生活技巧也有许多不对称,并且显得落后,那些尴尬的场面、和赤裸的举动出现在周瑟瑟的诗中,他的诗中的不对称性就一直在把一个严肃的准则强加在人的记忆上,这导致人对自我行为和他人行以及集体行产生疑惑,致使这个严肃的准则像悬疑一样沉重,严肃的态度或是严肃的思想、严肃的行为把人自构的社会划分成为两部分,巨人族和侏儒群同时向现代人传递未来恐怖症。周瑟瑟的诗在这样的情势下展示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排解道德的比对,完全通过智力的比对而完成这一目的,——卡丘人以超乎传统道德考量的文学技法将自我精神化,从而进一步地完成人性反常,从而逐步完成对传统人的脱离,完善卡丘人这个自我概念。这个异变过程显然不会像理论一样明朗,也不会像周瑟瑟的诗作一样鲜明,但是,其异变的痕迹却有让诗担忧的地方。

从18世纪直至目前,持续出现一些特别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在每一个城市中还发现了一大批疯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总医院的人中十分之一是‘疯子’、‘痴呆者’、‘精神错乱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疯癫’者。对他们和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分。从登记簿看,人们以同样的情感来收容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来隔离他们。”⑤(法米歇尔.福柯《疯癫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60页。)这些因‘道德败坏’或因‘虐待妻子’、‘性侵犯’和几次自杀未遂而被送入医院的人,按照18世纪的政策,应该享受禁闭,因为那是一个理性主义时代,是一个规范的、前流水线式的时代,按照当时的认识,这些被禁闭的人与败坏的道德、挥霍与放荡、亵渎神明、自由思想、非理性主义、感觉主义、感官享乐主义是同谋。这些疯人的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他们成了道德社会中的不道德的人。而其同谋非理性主义、感觉主义、感官享乐主义没能被收禁。身在中关村多年的周瑟瑟,按照他的诗作来看,有人开始意识到在不可避免的人类分裂及冲突面前,集团主义的残酷、理性主义者和社会科学者的无能加剧了人类经济斗争带来的悲剧。“由于道德生活有两个集中点,故而使这一冲突不可避免。一个集中点存在于个人的内在生活中,另一个集中点存在于维持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中。从社会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是公正;从个人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则是无私。社会必须努力实现公正,即使不得不使用诸如自我维护、抵抗、强制甚至怨恨等手段,对它们的运用不会受到最敏感的道德精神的制裁,个人必须忘我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中,并从中发现自己。”(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周瑟瑟的诗表明,社会将道德责任全部转稼给个体,人们在不堪的重负中,偶尔表现出卡丘社会矛盾的绝对性,致使人们一直在假设中求生,因而,人们的浮躁虽然没有逃脱周瑟瑟的鞭挞,也没有摆脱其诗对人的同情。这种对内在和外在道德观念的调和无法避免诗歌主义的浪漫企图,因为周瑟瑟确实以为,在没有摆脱最伟大的事物、最伟大的精神对人的垄断的情况下,不仅阿佛洛狄忒穿错了花衣,卡丘时代的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件错误的花衣。

注释

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②G.西梅尔《现代文化的冲突》
③柏拉图《政治家》
④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47页-148页。
⑤法米歇尔.福柯《疯癫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60页。
⑥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57页。

夏志华,自由写作者。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艺术的虚拟价值》等。未出版著作有《数化人》,《语言后水墨》,《与孩子分享哲学家故事》(五册),《与孩子分享世界名画故事》,《与孩子分享著名雕塑故事》,《东方十问科学侦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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