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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 | 诗的数化语境分析:曾蒙诗中的理性谱系

2021-09-16 09:04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夏志华

夏志华,自由写作者。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艺术的虚拟价值》等。未出版著作有《数化人》,《语言后水墨》,《与孩子分享哲学家故事》(五册),《与孩子分享世界名画故事》,《与孩子分享著名雕塑故事》,《东方十问科学侦探故事》。

1995年离大家有多远?只有一个人在用流浪测量这个距离!这个距离真实,但需要用流浪和诗来一起测量。如果你属于流浪者之类的人,你将害怕停止与宁静而习惯孤独,如果你是一个流浪人的围观者,你将害怕流浪而乐于传唱流浪者的歌,不一定要出于诗的角度和诗的观察,处于不同状态中的人,害怕具有不同性质,各不相同的害怕的原因在于,人何时对根产生依恋,人对根的依恋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孤独一直是流浪者挥之不去的伙伴,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太寂静,而需要弄出一点动静来为流浪为思考壮胆,有了这一点儿胆量,那个不可测准的距离就不会伤害流浪了。

曾蒙说,“从1995年到2005年,在这10年间,我个人微小的写作和这个庞大的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书斋进入社会,是我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我作为诗人的乡愁和良知,我也从一个叛逆的敏感少年逐渐变得沉稳而内敛。我所经历的这些过程,也是我的诗的见证”。1 能够站在2013年的人,似乎都路过1995年,但似乎又不曾经历过那个时间,一段时间之于诗,就像我之于曾蒙,同样是陌生的。陌生的事物与陌生的生命置于一段时间之上,所有诗中的事件会因为经历或是没有经历而不尽相同,当然,它也不管你是否经历过就会为你穿上一件花衣,不过,只有诗人为这件花衣忧伤,也只有诗人用这件花衣取暖。如果只有少数人在思考中取暖,那他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就是众人的见证。

经历是带有时间痕迹的生命居留,诗人的经历居留在诗中,画家的经历中居留在事物的集性影子中,哲人的经历是居留在判断和结果上,这些经历都居留在一个理念上,作为一道深刻的痕迹,它不再通过时间表达,但它的质量和孤独一样沉重,同时又有不可承受之轻。而孤独的份量仅仅在于孤独,不管你从哪一个侧面、哪一个角度、哪一种天气看到“阿尔的阳光”、嗅到“郁金香的芬芳”,阳光和芬芳也会令人更加孤独,令人丢失语言。曾蒙说,“回到臆想的疗养院/阿尔的太阳照得旁观者哑口无言”,如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花香、鸟语成为凶器。对于诗人,没有比丢失语言更加令人孤独的了。

为什么中国诗人都普遍带有强烈的苦闷、孤独、悲愤与流浪感?邓晓芒认为,中国寻根文学摆脱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到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中,才意识到人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而诗人不同于理论家,他无法用一首诗来检验传统,他们的情感不带有尺度,诗人直到发现距离根已经很远了,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流浪很久了。或许,我们已经流浪了有一个完整的生命那么久,流浪了有一个民族所有生命总和那么长,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根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邓晓芒指出“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这难免令人黯然,因而让写作者放弃了个人身份,珍藏下伤痕之后的文学不是集体面临垂死,就是集结力量开始挣扎,一开始就介乎于严肃与戏谑的状态,或拘谨地重返道德主义;或戏谑调侃这一局面中的某些个别现象,而少有人排解开道德主义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对寻找所造成的羁绊,介乎其间去寻找失去的根原。但大多数有此意识的作家诗人,他无法集结同盟者,仅能以生命的个体行为穿行在一个盲区。文学行为需要根据,如果找到了失根的原因,根也就会重新植入文化之中,这赋予诗新的动机,也对诗人产生了推力,当然,在此开端,没有哪一种书写可以预判其结局如何悲壮,但诗人首先发现了距离根已经很远。杨炼大概最早展示了这一孤独而鲜明的敏感。

诗歌书写是流浪者流浪的一种精神形式。“……我平躺在学校的后山/感到身子内格外明亮/一些渐次凋谢的枝叶/此时与我多么亲切”,而此时火车来了,两个动态的事物——在时间上“凋零的”以及在声音中“奔逝的”——分开了人与居所,这又像德芒戎所说的一样,一道因果关系由此缔结而成,但是,我发现因果关系又时时被扯断。“…… 用脚丈量着/ 大地的长度。从出发到回归/ 炊烟袅娜的家园倒映在夕辉里/ 老去的是时间”,而在此仍然只有果,而没有因。诗人的书写仍然坚壁在非对称性上,这是刻意的,也是客观的,刻意地留下联想的空间,客观地留下一些空位。——即使再伟大的诗篇,也不会代替所有的人思考。

曾蒙说他的书写面临着贫穷,最富裕的意识形态话语赋予了更众多的生命只有贫穷的权力,贫穷得连需要都没有的群落,思考不会比死亡富裕。

“我听见一位老人的声音
神秘得像钟
当我回头,我只能看见一座山岳
和一个国家的面目”

而“其他的部落总是伤口对着伤口,风对着风”,如果钟敲响的是老人的声音,一个人一个国度可能是耗尽了所有。诗在死亡的当口发起思考,思考的对象说不定已经老去,凡是从教科书中走出的人,登上山岳眼前就是一片黑夜,教科书和山岳把人送入黑夜,那山顶的高度能让人看清什么呢?

诗不忍言明反而是因为“目力所及”。生理视力、文化视力以及精神视力在曾蒙的诗中构成一个立体视域,比较而言,它不同于马拉美的专制性幻想和绝对目光,“在他(马拉美)笔下也出现了专制性幻想的图象,它们取代了那以其事实性秩序无法引起艺术家兴趣的现实”,2 但是,曾蒙以其生理视力在诗中保留了现实,现实大都是如同写作无法摆脱的数化语境一样,如同马尔多罗之歌对于洛特雷阿蒙的十九世纪,美的丑的恶的善的同为一源。诗是对现实的理性感受而后的感性呈现,哪怕作用点全部基于丑恶上,诗不能以其绝对目光获取专制性幻想的图象。因为生命的意义的根据性不仅在现代,而且还在未来,生命行为的根据是连时间都更改不了的,诗不可以为人提供幻想的图象,而是根据,那么,兴趣就不一定是艺术家的权力。

诗人“喜欢将相距最远的事物交织在一起”(胡戈·弗里德里希),曾蒙也是如此,洛杉矶、非洲、有巴洛克风格教堂的地方,甚至远达神话。曾蒙让最远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不是采用弗里德里希式的绝对目光,绝对目光饱含兴趣,带有强烈专制性质,往往大量排斥兴趣之外的事物与现实,如此一来,为语境而发的诗——哪怕它全部基于邪恶上,因为不符合绝对目光的兴趣而使诗呈现非语境性,诗的大语境之所以重要,在于诗要让人清醒地看到一点儿他身边令他惊诧的东西,而不是专制的让人接受一个纯粹抽象的理性的结论。

诗的三重目光杜绝了艺术对兴趣的偏执,艺术偏执于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恰巧会误入了诗为美而发的古老陷阱。诗人不是化妆师,诗干吗要美化现实呢?诗有给丑恶穿上花衣的义务吗?诗有给魔鬼改换姓名、让魔鬼以另一个可以不加追究的身份潜伏下来的必要吗?诗为美感动,这里的美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美感,美感可能源于惊艳之丽,也源自丑陋之恶,美感是审美活动中感动于万物的某于令人惊诧的一面而经由感性趋向理性的感受,它不取决于任何感受之物的任何绝对的一面。如果想要偏执于一面,偏执于某一绝对意义上,仅有绝对目光足矣,但这违背了诗是对现实的理性感受而后的感性呈现这样的表达原则。

也许曾蒙在这一方面没有做过深入的分析,但他的写作有其自觉性,使他的写作躲过了一些写作的陷阱,究其原因其自觉性无非源于曾蒙对诗的核心原则的尊重,也只有如此,他诗中的三重目光才具备感受、觉悟、抽象的力量,而且通过带有梯级性的感受经由精神视力把这种力量投放到更远、更高的去处,因而,我们在读曾蒙的诗时,不须调动逻辑就能随着诗——诗走多远读者就能走多远。

诗排斥了兴趣和目的垄断的绝对目光,具有三重目光的诗所烛照的事物也不再以写生似的方式呈现,三重目光之间的升华性质,大多能让所触及的事物以精神的形式呈现在叙事中,其视域的本体意义上的性质与力量,与叙事的共同目的十分契合,因此“目力所及”的事物呈现是它们的本质意义。曾蒙所及的目力到了何处呢?曾蒙诗中有洛杉矶的来信,阿尔的阳光,非洲的午夜,法国的梧桐、巴洛克教堂的尖顶以及360度的高温,凡此种种只是制造了一个个精神距离,最终,目力所及但思考无法抵达。那些符号提供的所有信息就像不具名的口信,每个符号中都居住着一位诗人,每个符号中都被安排了一位圣者,但每位圣者都保守着各自的天国的秘密。秘密无法破解就会贫穷,贫穷的力量使一位少年流浪者成为一位精神流浪者,流浪中惟有责任感在成熟。

肩负责任的人必须放下许多行囊,何况“经由天上的距离已是浩瀚”“在一次由登山所构成的旅途中,我的疲倦/压倒了草叶,风带着她应有的——/弯度向前行驶。转弯。翻身。没有伤感的迹象/……在驱使我,度过生命中颓败的日子/繁忙的日子、永不到边的日子/而你所受的教育将要修改你的看法”(曾蒙《力量》。神秘的力量不在于“修改”,而在于令人自动放弃一些东西,如同安徒生为美付出的代价,莎士比亚为一次思考的结论欠下债务,苏格拉底为信仰付出生命,贞德为纯洁而付出纯洁。一路流浪、嗅着阳光的气味而来到阿尔的艺术家,寻找阳光反而被光明灼伤,寻找太阳太阳反而成为艺术的病源。丢开诗中这些表现出来的认识根据,三重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灼伤事物与自己的可能不是太阳,而是自己的目光。就像梵高比阿尔的阳光还亮一样,梵高自己的光亮模糊了星夜与白天的界线,因为自己的光,自己的黑夜也是自己的白天,如此一来,艺术家的目光比黑夜还黑。

阿尔这类三重目光中的集符似的意象在曾蒙的诗中出现的不多,但这类意象已经成为诗的核心意象,它集合了一个艺术家以及艺术的所有苦难与光亮,它也试图扫除曾蒙以及一个民族所有人的黑夜,它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等方面的可挪用性,不为任何语境排斥。曾蒙所建设类似于此的各个意象,逐一在他所有的诗的内层检视哪片区域还有黑暗,哪个层面还没有阳光抵达,这些意象十分微妙地一寸一寸地占领下去……。曾蒙的诗有些十分庞杂,层次无序错落,有些叙述无限折反,逆向性意象反复堆叠,但他的诗基本是透明的、豁达的,这与将阿尔及其阳光深植于诗的最深处不无关系。

能把一组意象作为一个理性谱系的表达,对于诗的族性十分重要。我所说的诗的族性是指艺术上的徽记性的特征,也是一个艺术境界的指标。不过诗的族性并不是指一个写作者的所有作品具有一致性。假设其作品自始至终保持某种一致性,那他的诗就无法避免其单一性。诗的族性体现在他的习惯或是全能式表达中,经常出没的意象群具有一惯的理性谱系,但这得要有一定的且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才能发现习惯性意象与理性谱系的不同,才能区分或驾驭是围绕习惯性写作,还是以理性谱系为核心而写作。如果理性谱系始终是写作的核心,哪怕写作有时屈服于那些熟稔的意象,有时屈从于习惯,诗的族性目的也会十分鲜明。

1995到2005及至如今,是一些思想失踪的年份,在可预期的未来的年份,思想仍然无法回归语言,思想失踪的年份,诗不是流于精致,就是呈现伪装的深刻,在表达上不是惯于打磨,就是动则摧毁收则命名,虽然失去思想的诗十分苍白,无力摧毁任何事物,但大都爱以警句的力量与数化社会抗衡,或者爱用格言煽动无根据的激情,调集多条口号一起向数化语境这个堡垒发起冲锋,信念的意义实在大于理性的沉静。

对于处于思想失踪年代的群落与生命,一首诗是侧重于感性谱系还是侧重于理性谱系,给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带来的价值确有不同,当然不能说这个时代不需要抒情的诗,更不能武断地说侧重于情感谱系的诗于这样一个社会实毫无价值,但以锐利著称的诗人当然要知道这个社会最需要什么。而数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虚情泛滥的社会,她高烧确如曾蒙在《病历》中所言已达到病态的程度,那么,再美丽的情感于人于事于社会不啻于燃薪沸鼎,人性变作焦炭将使这个社会更加高烧。

思想是人的力量,理性是思想的脊梁,理性也是人性的脊梁,而当今国家丰富的是情感,贫乏的是思想,当人性气质缺乏思想的磨砺,人的本质与内在气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境况下,就连书写也难以发现、塑造气吞山河的原形了。精于打磨、辞章华丽、情感纤巧的诗,无疑为人提供一件件精美的花衣,什么时候——即使理性匮乏、思想贫穷的年代——我们都不要怀疑诗的各个层次的反动力量,那一件件精美的花衣无疑会触动人格与性的异变。虽然国家文化中经意不经意的含有促使性别同质化的动机,而且有大势所趋之危,即使再次熟读三百首古人的边塞诗,也难挽其颓,但当代诗不能成为帮凶。

不过,曾蒙的诗呈现的是另一种面貌,“在花开的岁月人们正经历着许多事件/比如生殖、产妇以及两个课桌/肉体的意义穿梭,在白色芬芳上留下痕迹/一堆马粪//面对白色芬芳的黑洞无可奈何/国家只好丢弃肉体,率领崇高的精神/越过海洋,闯荡天下”(曾蒙《病历》)。他用粗犷的节奏、亵神的词汇、略带顽劣的语调表达了对让他“落泪”的一些事物的不恭,不恭的前提是“落泪”,从而展示出诗对数化语境的逆动,其力度在诗句的故意的、置一切于无所谓的切断处展示出来,反衬出诗的精神动向不是对数化语境的恭顺,而是对数化语境的反动、拆解、突围。现实情况下,教化语境提供的价值对生命以及对挑战者总具有训导的使命,并经常以驯服同化为目的,凡写作者都有体验,凡写作都难以超脱于大语境的同化力量,一首诗要排斥教化语境的力量与包围,谨防被同化,以价值对抗价值才存在一丝希望,以真直视伪才有可能发现一点儿光亮,以存在终极目的撞击生活目的才有可能找到未来。当然,诗人是可怜的,在教化语境下,面临风险只能展示一点儿流泪的信念,现在的诗人,一边写作,一边流泪,一边还要有一点儿信念!

在此境况下,曾蒙某些诗中呈现的慌乱、诗句过多的裂痕、某些词汇强烈的刚度、剩余意象冷不丁的无意味干扰,不合时宜地突现怪诞,就其艺术性讲是具有破坏性的,就诗的表达倾向来看,还没有较大的破坏性,从理性谱系角度考察又是合目的性的。读曾蒙的诗时以上印象十分强烈,但在意义层面,其写作所围绕的理性谱系又不经意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理性谱系平息了诗中外泄的意气,表达以及所涉词汇的不协调、躁动与其思想在理性谱系中统一起来了。如果从以诗的形式再现教化语境的真实性与当代性这一点来看,以上的印象是可以保留的。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诗的艺术性,对主题重大的书写也不能忽视这一重大主题下的各种协调性,甚至可以把一首诗理解为价值观的仓库,诗作为艺术对于人类为什么如此重要还是在于她是艺术,这是她作为价值观仓库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查兹说艺术是人们记录下来的价值观的仓库,它来源于那些卓越的人物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并使之永久存在。“在这个时刻,他们对于经验的控制和掌握处于最高阶段,生存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表现得最清楚,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活动互相协调得最巧妙,那种习惯性的兴趣狭窄或者慌乱失措的状态不见了,代之以一种错综复杂的平静状态”。3 没有这个艺术化过程作为诗的保障,那个经验的某个时刻就不能永久的存在。中国目前的一些粗口写作、强调先锋姿态的作品,可能就是因此而仅仅只能被“先锋”保留下来。

虽然如此,还是可以从曾蒙的诗中找到其目的和效果。就其形式而言,慌乱、断裂、意象剩余、突现怪诞是要让诗摆脱束缚,清除单调,就其对应的教化语境而言,它表达了诗的突围使命,“它反映出人的兽性层面和更高层面之间的不谐和音。它将表象打破为碎片,以此表现出‘伟大的整体’只能被我们作为碎片来感知,因为‘整体’是无法与人相协同的”。4 这对于具有专制性的整体的教化语境确实是致命的,而对于同时代的这一类写作而言,曾蒙的诗并不以此来炫耀其作品的先锋性,而是将这些形式上的文化意味降低到最低限度,也在于他想说明,诗的先锋性不仅仅来自于形式。

曾蒙组诗《病历》中,《对面》、《国家》《散步》《位置》《医院》《向右》等等“遥遥相对”,起初诗人混杂于这些事物之中,也不急于构成诗人与词语、词语与事物的关系式运动,而是让自身深深地被动地陷入其中,对那些病态的事物有时也忍不住投过去几缕欣赏或是幸灾乐祸的眼光,他似乎以为病与自身有着一个不小的距离。当读到以下诗章,才发现病的民族意味并不赋予某一个人具有病的权力,也不赋一个人具有健康的权力,那些本该运动的但实则停滞的关系式将一个生命抽象成为了一段生病的时间了。

“读者在三楼查找到了散发霉气的典籍,
如获至宝,玄青的脸庞泛起金光,
这是读者难以忘怀的一天。


这也是读者惟一空闲的一天:
礼拜七。读者在医生的指导下,
获得了快感。这致命的诱惑
往往经过众多平凡女人的躯体,
奠定了国家图书馆的地理位置。
书籍与葡萄液,在读者的血液中
走过一生。”(曾蒙组诗《病历》)

时间与在曾蒙的其它诗中一样,仍然在将关于“一生”中的一天、关于一天中的“一生”、关于一生中的“一生”的文化意义,置入到更大的一个语境。在曾蒙的诗中,语境成为思考的前提,而不是其它。

诗的体悟与表达即使再独特,只要是目前的书写,也难出数化语境左右。“因为世界与事物的全部以数化形式表现在人的面前后,不是人无法窥全世界的本质而被世界或事物吸引,也不会像那个坐在窗前的诗人一样对事物保着神圣了。世界与事物似乎回到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所提到的无限状态,数成为万物的本原,只不过人们跨越了毕达戈拉的“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发现“0”是派生万物的最大动力与本质,多少、大小、高低、需要、占领这些事物的数化动态,更加趋向“精美”、“成熟”、“满足”这些数化的实质。”5 它的社会表象是混杂、狂躁、功利,价值、真理、存在向度全部被歧义化,美、道德、信仰全部被颠覆,而在数化语境下,人的情绪温差极大,对事物热情似火而瞬间又冷若冰霜,在利益的标准下,利益可以检验真理,真理只是行为的一种理由,否则将彻底被泛化,事物的根性失去原位,其语境下,任何诗义行为都会碰到不可逆转性灾难。

《病历》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数化语境。“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或许就是为了医治病中责任、道义和危机”。6  但是,在数化语境中,诗人要承担责任首先要遭遇的是什么呢?“在黄昏,挟带书本的人更消积。/远处,成堆的垃圾表示了高度,/一个时代的高度/”。诗用一个人的命运与时代较量是否残酷,诗用一群人的生命与时代交流,那一群人的生命会遭遇什么?“阿尔的太阳照得旁观者哑口无言”,消积是牺牲的前兆,即使数化语境吸收大批的“第二死亡”,她也不会为死亡提供故乡。这就是中国诗人普遍带有苦闷、忧伤、感怀、悲愤、流浪情感的文化根源。

存在之于根据集中在“何以存在”这一问题上,诗不表达真理,但诗展示真理的困境,诗一直在寻找“何以存在”的答案。当一些根性的事物惨遭数化,带有责任、文化道义与危机感的诗人只有永远流浪,只有永远地寻找。现实呢,“我总是在春天遇见破旧的碎片:树叶、风、花香或春天零星的消息。我总是怀想着一个时代的美德和良心,是否会遇到街上的乞丐  更多的时候,我会在果核的秋天  怀想那些蓝天、高蹈的童年”,假设这个社会只能让人以纯洁的童年来承载眼前的现实,那就太令一个民族惊耸了,“‘现在’的确成了难题”。

诗人遭遇“难题”诗人首先要穿上一件花衣吗?诗中遭遇的“难题”不仅仅只令诗人感叹,这个难题不是流浪者所穿的花衣的一个品牌,因为,只要际遇“现在”,诗人就必然重新定位,诗人在这个境况下、在这个时期所写下的任何一首诗都与“现在”无法分离,如果写下一百首诗,就得有一百次定位。无论你是在1995年,还是在2005年,时间不再以其物理性改变你的年龄,即使时间有再多的方向,时间总会把人把带到“现在”,一个诗外突现的语境,让诗中的时间拥在无穷的意涵,也让诗承载无穷的重负。

曾蒙的叙事赋予时间的这种精神性,正好揭示了流浪的文化本质,流浪者遭遇的情感问题可以在生命的自愈功能下把伤疤献给太阳,如果遭遇的是一个文化问题,社会就不会接受这道伤痕了,那么,这个流浪者就会因为有太多的伤痕而破坏文化的语言的自愈功能,他书写得越多,书写语境就会越透明,当心灵甚至灵魂中的黑暗被光明占领,而后又被黑暗占领,如是反复,诗人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永恒的流浪者,就像歌德,直至生命的最后,还在唱着流浪者夜歌。这也是中国诗人总是带有忧伤、悲愤、迷茫情绪的原因之一。

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大都或明或暗地潜行在数化语境中!曾蒙在《叙述》中用疑惑作为钥匙,“即使我需要,也无从表达;我保留,却没有目的/那么,流浪的白云是否覆盖着城市,冰凉的河水/是否离开了沙漠。”而“这样的日子:一个人的城市被歌声所困”。“这样的日子”的实质内容无非是寻找,无非为了破解他的钥匙具有多少可能性。而对于诗人,数化语境几乎不为诗人提供可能性。数化语境下,大小、多少、高低是占有的考量标准,大小、多少、高低是美的、道德的、原则的、价值的数化社会的反价值形式,在写作之初还无法区分其意义的值时,美的、道德的、原则的、价值的就已经被数化语境摧毁了它们的常态性价值,而在“现在”,诗不为传统的、时间背后的需要而歌唱,她是在为“现在”唤醒它对过去的一个些需要。

“如果让我停留,我首先选择一首诗的开头,
抑或一首歌的结尾,带着音韵的节奏进入停滞状态
我会想象由一列火车的开动所追随而来的
无名小站。停留在记忆中的小亮点。
正如这首《叙述》的开头所致,我目光所及的
都是一些易碎的事物,低矮、小巧,
有着过多的言辞,你我之间迷失的言辞,又将重新聚集
在另外的月台,另外的小站,另外一次旅行。”(曾蒙《叙述》)

这首诗带有一定的理论性,其理论性几乎是对数化语境中的一个宿命在不断地认可。除了叙事上的宿命性认可外,流浪行为也接受了这一宿命。或者曾蒙是想把诗写作与为“现在的需要”所做的反复寻找类连在一起,那么从形式上看,任何一方所际遇的宿命,也是共同的宿命,诗写作的宿命也就是诗人的宿命。当然,诗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形中承认了数化语境中既有排解不了的宿命,也有宿命赋予诗人的信仰——诗人、诗必须为“现在”唤醒它对过去的一个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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