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别：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狄百瑞 著 黄水婴 译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开本：16开流行开本
页数：160
ISBN 978-7-301-14815-0
定价：25.00元
随着东亚的复兴，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全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东亚的崛起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儒家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作者用旧约传统中的先知同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进行比较，认为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主题。
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但是君子却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性的支撑，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这成了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作者简介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为己之学》，《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中国的自由传统》，编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
目录
第一章 圣王与先知
第二章 《论语》中的君子
第三章 帝国的圣人与君子
第四章 理学正统中的先知思想和中国专制
第五章 方东树：一为金代早期的先知
第六章 先知与民众
精彩书摘
1.儒家的困境之一：“君子”将皇帝压垮
……明朝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从一开始就要通过儒家课程接受儒家老师对其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改造。儒学文本被当作国家考试的基础，甚至连明朝的皇帝都要经常接受儒家导师的训导。然而，历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定，明朝统治是最极端的中国暴君专制。
现代作家有时在解释这一具有反讽效果的结局时，认为它恰恰表明儒学本身就是罪魁祸首。作为儒学教育理念的核心，“修身”过于强调个体依靠自身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因此，只要大臣与导师把天下大乱的终极责任牢牢地固定在皇帝身上，那么，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心，皇帝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有迹象表明，明朝的统治者在心理上极为抗拒这一不平等处境，憎恨被灌输这些方面的观念。有些情况下，他们长时间、甚至连续几年拒绝接见儒家大臣。朝鲜在李朝时期采纳了同一套新儒学体系用以指导统治者，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症状。当然，有时结果与症状并不对应。
儒学的信条（而不是传统上的儒家两难境地）使得它的追随者陷入了一种终极“困境”。当然，这一理论更适用于统治者而不是大臣。大臣可以用时代脱节作为借口，把自己比作孔子所谓“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从而减轻自己作为一个儒家的内疚感，让自己从这一心理上的两难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统治者却只能责备他自己。
2.儒家的困境之二：教育理想被科举制度粉碎
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当时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儒家不愿意和平民百姓分享读写能力以及学问；儒家倾向于将教育保留在上层社会的内部。按照这一流行的理论，儒家的精英思想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无法真正参与公共事务。……其实，儒家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与百姓分享知识。
……北宋最重要的儒家改革者就曾呼吁普及学校教育。……虽然人们一再呼吁，朝廷也一再颁布诏令实施这些教育方案，但是收效甚微。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笃信并身体力行朱熹正学的先锋，张伯行抱怨说，就是在那些盖起来的学校里，教育也过于以科举考试为导向，没有实现朱熹制定的自由和人文目标。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即使最贫穷的农民也会祈祷自己的子孙具备做学问的天赋，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然而，事实上，很少人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此外，帝国官僚体系虽然控制了国家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但是，它却仍然不够庞大，缺少足够的职位。因此，无论候选人看起来有多么热切和前途无量，帝国的官僚体系也无法大量吸收这些人。
……主流的儒家传统虽然极力拔高学问的地位，坚持把知识的广泛传播当作维持政治和社会有效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也发现，除了在家庭这一基础层面上，或者在范围更窄的高层统治精英圈里，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宗族崇拜、地方信仰或者杂七杂八的大众信仰。它们虽然可以满足百姓的宗教需求，但是却几乎无法参与到治国、世俗或者实用教育中。因此，对农民来说，宗教始终与高等教育脱节，与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话语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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