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李巍：不能指望文学期刊彻底市场化
新京报：你1993年创办《大家》的时候就在《大家》了，什么时候离开的？又是怎么重新出山的？
李巍：我2003年退休，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大家》。停刊的事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我当时真的非常意外，也非常心痛。毕竟这个刊物是我和同仁一起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停刊后，出版社的领导通过另外一个《大家》创刊时候的朋友找我谈谈，会面后社领导就说你看怎么办啊，怎么能让它重新站起来啊，我就说了一些随意想到的东西，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劝我重新出山，我说我真是没想过，因为已经退休近十年，习惯了这种很悠闲的生活，真的不太想做，但最后他们非要做，推辞不了。
新京报：复刊后的《大家》会有什么变化么？
李巍：创刊时候的办刊思维和宗旨是不会改变的，当时《大家》不是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黑白照片作为封面么，它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大家》办刊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很本土也很先锋，很中国也很世界的文学精品通过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运作促进中国文学能够走向世界，鼓励中国作家冲击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实际上我们首届大家·红河奖的得主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首先就证明了我们《大家》办刊方针的正确，它的可行性。
新京报：既然办刊方针如此正确，你觉得是什么使《大家》越来越式微呢？
李巍：这个原因很多。比如大家·红河奖办了四届之后就没有坚持。还有就是可能当时出版社的每一个部门都得挣钱，给了指标，无奈之下他们就办了理论增刊。
新京报：那《大家》复刊之后，经费环境会更好么？
李巍：我想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品牌，不应该指望它会很彻底地介入市场。文学刊物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有关的方面，包括政府都应该给它资助，让它能够生存、发展，而不是纯粹按照市场运作来完成。复刊之后，杂志应该也有争取经费补助的想法，但具体措施还是未知数。
新京报：有声音说《大家》复刊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是这样吗？
李巍：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是获奖给中国文学一剂强心针吧，给了《大家》复刊一个契机，一线生机。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当时停刊就是为了整顿，整顿完还是要办下去的。
新京报：会借鉴其他文学杂志的运作模式么，比如《收获》？
李巍：《收获》的运作就是一种惯性的运作，过去的地位已经维持在那，办了这么多年，图书馆订阅、学校订阅、机关订阅，它的订数已经恒定下来了，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关注这个品牌，每年给他们两百万的补贴，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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