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润芝 黄佟佟 发自广州、北京
加藤嘉一的履历造假了。这个游走在中日之间，以国际观察家、成功人士面目出现的年仅28岁的年轻人，被发现说了若干个谎言，名声一夕坍塌。
当他被“扒皮”的时候，才有人开始回想，加藤嘉一为什么红起来？是因为他的身份、观点，还是他自己的炒作？有日媒称，加藤嘉一是“在日本说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说日本的坏话”，而现在对加藤嘉一铺天盖地的批评中，也有一条是“投机主义”。曾经有过对着他的签名售书激动异常的粉丝，也有厌恶他已久、抓住机会批评的反对者。只有一条是没有争议的：说谎是不对的。而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道歉至今只针对“考上东大没有去”一件事，其他的疑点他还没有回应。
加藤被揭造假始末
10月31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名为《揭露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的文章，加藤的“履历造假”事件立刻开始发酵。将加藤嘉一定义为“中国最有名日本人”，本身就有诸多值得玩味之处。
在《周刊文春》之前，旅日华人作者桥本隆则（笔名，原名汤宇新，专栏作家）、李小牧（著有《日本有病》）已经开始和日本网友一起关注加藤嘉一。桥本隆则说，自己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收到邮件询问加藤嘉一的情况。根据他文章里的一些描述再去核实，很容易发现其前后矛盾之处，例如加藤曾经说，自己在高中时因为体育成绩好，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获得第4名，所以有资格作为保送生进入东京大学；根据资料显示，加藤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山梨大学院大学附属中学，桥本隆则查询加藤入学时的日本全国游泳比赛，没有发现他获奖的记录。至于他对上东京大学的描述也前后不一致：加藤在接受中国某杂志采访时说：“我考上很多大学，最后是我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部，入学后我在大学内遇见一位北京大学教授，我与他交谈就决定东京大学退学，来到了北京大学。”又在另一个门户网站访问时说：“我是考上东京大学，但是觉得没有意思，就主动放弃。”因为陆续有人质疑他的经历，今年4月在福建一所大学的演讲会上，加藤嘉一含糊地说：“我是北京大学学生，我的母校是北京大学，我与东京大学没有关系。”
根据《周刊文春》的实地采访调查，加藤嘉一的高中班主任老师称加藤并未考上东大。此外，《周刊文春》还提出了另一些疑点：加藤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写自己是日本的公费派遣留学生，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介绍自己的留学费用由中国教育部负担；他自称庆应大学SFC研究所“上席研究员”，该所回应他只是“访问研究员”。甚至连他“日本全国柔道大会第四名”也是假的。此外，加藤自称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确实存在韩半岛研究中心（也称作朝鲜半岛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由校内和校外学者担任研究人员，韩半岛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元周称，今年才知道加藤在使用该中心研究员身份，并已发送信函让其停止使用，加藤也表示答应。（王元周回应援引自《新京报》）
加藤嘉一的头衔并不都是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条确有出处。时代周报记者在该学院网站上查到，加藤嘉一的简历在“Rajawali Fellows”的分类里，该简历仍然有“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个头衔—看来哈佛也被骗了。时代周报记者发邮件肯尼迪学院询问加藤嘉一的履历问题并转发了日媒的质疑报道，至截稿时仍未有回音。
加藤还在细节上吹牛，例如在日本节目中表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亲口对他说，希望遇到日本领导人时帮忙解释向日本禁运稀土问题。
唐骏学历造假被揭发时，加藤嘉一曾撰文《假文凭的土壤》。加藤嘉一笔下中日对造假态度的不同最终也在他自己的经历上得到了验证。北大方面对此事件的回应是：“北大录取加藤嘉一，并不会了解他是否同时被其他院校录取，也不会因此影响他的录取结果。”而在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特任研究员森口因为说谎被媒体追究，东京大学以及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了特别追查小组查清问题，向媒体公开道歉，森口本人也被东京大学惩戒开除。
没有意见的意见领袖
加藤嘉一一直以精通中日的姿态出现，同时也是FT中文网最勤奋的专栏作家。看上去，他似乎是“意见领袖”，但吊诡的是，无论是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还是跟人聊起他，几乎找不出加藤嘉一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位在复旦参加过加藤嘉一讲座的媒体人说：“学生们喜欢他，觉得他帅，是‘青年学者’，很成功。不过也没有听他的粉丝们说过他到底有什么观点。”
加藤嘉一最声名远播的一次言论是今年上半年“南京先锋书店事件”，在回答如何认识历史真相的问题时，加藤说，一方面，普通民众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政府而言，都需要反思，“不管日本，还是中国，包括日本人，在当年的‘二战’……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错误决策和判断？”另一方面，是要透过不同渠道了解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正是由于中日说法不一，所以他也不明白真相到底是什么，因此只有按照他所提的多渠道方式“耐心地去做”。所有这些话被外界概括成“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反对他的帖子潮水一般地涌来。加藤嘉一原本的打算是在离开中国去哈佛之前在全国高校演讲以告别，因为这场风波，他的告别到此为止。
加藤嘉一知道自身定位的微妙，也知道这种微妙的利弊，他甚至小心翼翼地操作出了一套经验。在“南京先锋书店事件”之后，他跟采访他的记者回复“如果重新回答一次”时说：“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
加藤的身份被他顺利转换成资源，在各类媒体专栏中谈论热门话题：钓鱼岛、两会、欧债、奥运、日本地震、中国改革、微信……在公众的印象里，只留下一个谈论的姿态。
和“意见领袖”相互呼应的另一个标签是“成功人士”。在加藤嘉一出版的中文书籍中，“励志”是另一个主题。《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讲述加藤自己的经历，家里穷，被黑社会逼债，很早开始打工，宣传语上概括：“他来到世界上，仿佛就为了面对磨难……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在《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中，“导师”的姿态似乎很明显，但是加藤称“鼓吹成功学的青年导师很快会过时”、“成功是毒药”，书中讲述的仍然是成功学最关心的求学、生活、奋斗、人生等相关话题。
加藤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曾透露，40岁后要在日本竞选从政。从去年开始，加藤的名气“出口转内销”，报纸杂志有专栏邀约，电视节目邀请他参加，如果没有学历造假事件，他积累的名声和话题的确是从政的好帮手。无法得知这样的成名路径是否计划已久，但在重视诚信的日本，加藤的撒谎已经让他的政治生命无法开始。2004年4月1日，日本众议院议员古贺润一郎被日本民主党开除党籍，因为他在填写履历表的学历一栏时弄虚作假。古贺确实在美国加州培波戴恩大学念过书，也参加过一些公开讲座，但因为学分不够未能领到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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