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设置的边界：跨越、融合与共生
--------刘悦笛、陈亚平关于《新世纪世界前沿文化经典》（中国卷）编著愿景的讨论
陈亚平（以下简称陈）：文化不存在单极的自体，文化应该是，从旧状态驱动到新组态的互动中进行多度,多层次的融合与重构，进而达到系统与子系统间文化场域的相互促进、相互竞争与相互合生。并由此为空间性的文化要素体，提供了交互与运行的通域性。这种对“域”的逆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所以，文化自我的边界不是先验给定的，“域”的界限应消融于总体。我极端地认为，文化场域在全球化状况下将呈现“无维的维”，即呈现文化局域化—文化全域化—文化无域化三阶段。其中，无域化是有条件的暂衡，最终要与全域化走向新的失衡。在这个“后现实”的仿真时代，文化的构型与天体宇宙多么对称，叫它“文化宇宙”吧。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简单地说，当代全球文化正在逐渐走向了一种“对话性的文化”。换句话说，“文化对话”，不仅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特质，而且，成为了当代全球化的主题。最新的发展趋势是，当代文化的全球对话，已经从“国际化”转向了“超国化”了。来到纽约这半年，发现这里的学术、文化与艺术界，皆在谈论“全球性的超国化”，也就是globally transnational之新历史境遇。过去我们最常用的是International，也就是“国际”这个词，inter就是“之间”的意思，国际就是国与国之间，而trans则是超越之意，当代文化流动已超越国与国了。那种“国际化”的话语权，从1848年到1989年曾占据主导，直到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历史性标志事件出现，这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终告一段落。从此此后，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开始在全球摧枯拉朽，大有弥漫世界而整体划一之势。而随着后冷战时代来临，世界政治风云仍不太平，乌克兰危机又造成俄美紧张，康德所期盼的“永久和平”似乎遥遥无期。然而，文化对话却完全不同，它不仅超越了经济的一体化，因为文化对话的前提必定是“多元共生”；而且，也超越了政治的区隔化，因为文化对话的结果应该是“多元融合”。
陈：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多样化与差异性语境。而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的产生过程是在文化完整语境的总体多样化生成过程中，这种过程是自由开放的，是自我与他者主体所包含的、未完成性的多元对话的延扩。因而，提倡文化的开放包容，才能促进世界文化总体的共生。当下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已经是“界”化了，任何逆界化或主动先锋化，都会受到这个“界”主流的遮蔽或消解。但这无所谓，因为，后现代空间是一种泛异质的文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空间，而异质性本身，就包含了不断逆核心化的主动网络化（边缘多核化），这很对应我们的宇宙天体，包括了空间上的强化、削弱和转化。因此，我认为：异质就是解构中又异构，异质就是异元的（文化）空间与同元的空间对立而又同一的合生，就是在去核心化中确立多核化。而多核化---多元化可以主导并且重新配置一种总体的（文化）空间场域。从而，当下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的“界”化，促进了逆界化进程，其实就是多元下的多界。
刘：非常赞同。这是因为，文化对话的基础就是多元，而文化多元化绝不是文化一体化。同质只能一体，差异才有多元。无差异何以多元？无多元以何对话？在此，我想倡导“文化对话主义”的新话语。Cultural Dialogism不仅强调差异而非同质的原则，而且更关注互动与相生的准则。究竟什么是“文化对话主义”呢？前面我曾说过全球对话主义、global dialogism，其实，这种对话并不囿于全球语境，文化对话主义是通过每个文化共同体与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现的。所以说，沿着从国际化到超国化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可以倡导从“文化间性”到“超文化性”的升华呢？文化间就是interculture，超文化则是transculture。从文化内部来说，东西方的文化对话的语境毕竟有别，欧美社会之所以倡导文化研究，那是因为种族与性别问题至今凸显，黑与白、男与女之对话尤为关键，而东方文化的对话则更为复杂而和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置也形成了别样的超文化景观。从文化外部来讲，东西方皆面临着人类与自然进行对话的难题，如今的西方更重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过去的东方则重人与宇宙的协和共鸣。文化与自然的节奏协同，这来自于东方文化的本源智慧，倒可以为全球性的“宇宙文化”建构提供新的启迪。
陈：21世纪的后现代文化与观念的维向的最大特征，在于：由时间性文化（历史）维度转向了空间性文化（历史）的跨界、跨元与超维。这种新的跨界、跨元与超维就必然带来新的文化场域空间范围的关系与分界，本质上是文化扩构，也可以说是文化跨构，或并构。这虽然让人难接受，但这是我们无论从先验还是后验，物质还是精神上都不可逾越的宿境。文化的图层多么的万维！后现代思境下的文化或文学、美学、哲学行为，是在生成自身空间场域的同时，创造了历史。它不是后验的、线性逻辑化的、稳构的，它恰恰是先验与客观合一的、非轴性的、非点状的、在面的界域上跨构的。这种多元下的跨界，包含了对“未在”（空间）或“子场域”的一种非设定性的“在”的指涉，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动态的界限，它的深刻在于：不断在现时化和去现时化的结合中。这难道是虚无吗？
刘：从中国文化观之，这就是一种当今“虚实相生”的历史过程。随着“拟像时代”的来临，当今文化的虚拟与现实之间已形成了一种阴阳互动的关联。在时间上，文化是作为当下的感知与历史的记忆而留存的；在空间上，地点与非地点（non-places）及其流动变得愈加集聚化。在这种“超文化转向”的历史契机中，当我们来倡导一种“文化对话主义”的时候，还要面临那些危险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敌手：一面是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另一面是相对的“文化绝对主义”。世界各方的文化是相对的，从历史形成来看这本毫无疑义，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却可以造成文化断裂。这种断裂一个是与传统的断裂，一个是与他者的断裂，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文化原教旨主义就是这样。可以说，相对本身应是有限度的，任何文化都要在流动中发展，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与转化性的创造，中国的儒道释文化亦是如此。另外一种倾向则更要警惕与防止，那就是相对的“文化绝对主义”。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表面上倡导文化全球化，但实质上则是文化一体化，表面上赞同文化差异，但实质上仍是文化普遍主义。实际上，尽管文化之间尽管越来越无“界”，但是“异”态仍存，将全球文化进行多元整合，这就好似在做一种“全球拼图”的最宏大工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和而不同”。
陈：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存在，在代替“二元对立”的核心--边缘界域，主要是体现：形成一定的文化间性的互动框架，不断地交互主体性的生成。这就是我认为的那种向文化跨域开放的、个体在社群的辩证关联中的反二元对立，从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到文化间性。文化在全球大空间下，不可能在限维上达到自足，它是自缺的，总处于不断的自我关联调整与他者认知所生成的矛盾互构之中。这或许就是对立的和谐。没办法，在自我更新与相互关联上，谁也离不开谁。但不是有机的，而是互构的。其动力就是文化的差异，生成的差异。趋同之中的趋异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本质。这如同，温故而知新，知彼而知己。以他者反思自身，以自身反促他者。只有这种界域的交互的多元，才是全元的一体化，而不是二元。文化宇宙是由不可还原的多元种类和属性所组成，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定律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各异的领域组成的多维次、多视角的界域。只有承认差异和间性对比的存在，一元和多元，才能在辩证的关联中得到生成性结合。
刘：中国能为全球文化对话做什么？这是全球化时代对我们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当今西方文化研究倡导Glocolization, 这个词是由全球化与地域化结合起来的，可以翻译成“球域化”。然而，这种导向背后隐匿的仍是普遍价值的地方化，仍是从全球到地方的单向运作。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观之，反过来做事：中国文化能为世界贡献什么？我认为，从中国到全球，如果从哲学上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功能；从地理上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从性别来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非男权中心主义的功用。当前的国际哲学界也面临“文化间性转向”的语境，2013年在雅典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审问明辨是西方之路，哲学作为生活则是中国之道，我在特邀论坛所讲的也是中国生活哲学。同年，第19届国际美学大会的主题则是“行动中的美学”，同样强调美学回归到现实生活世界，这恰与华夏的美学智慧相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要挺立自身，温和的民族主义还是需要的，尽管激进的民族主义危险重重。以和谐与情感作为内核的中国文化，势必对以自由与正义为鹄地的现代西方文化形成“反哺”。因此，在新世纪徐徐展开之际，中国一定要在复兴民族主义与融入世界之间找到平衡，这也是把握“度”的中庸之道。
陈：新世纪文化前沿的发展趋势是从一元界域到另一元界域的，比如从西方世界的本质主义向包括后东方世界在内的建构主义的转变。2010年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本土的召开，以及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还会在中国召开，很具有象征性。在过去的108年时间里，世界哲学大会一直是以西方为主，现在哲学大会渐渐转向在东方，表明在反思东、西哲学及其关系。什么关系？就是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已在一个全域的存在的总体上，展开交互的可逆的信息关联。“真正的哲学是世界性的”，是消解了一元中心主义的多元网体。这就使其中许多决定性的元，同时处于变动中，并暂时以对立或同一的趋态不停地生成着。比如，东、西方与古今、上下文化的三维角度，就是在差异生成的统一中互为对方的他物而确立自身的存在。这一过程本质，就是多元生成与呈现的本质。存在因过程性而成为多元。
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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