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俑有灰陶、红陶、釉陶，多为模制，也有捏提塑或两都兼有。其题材广泛，有说唱、庖厨、乐舞、侍者、劳作、部曲，还与车马、楼房、禽兽等，四川东汉陶俑具有单纯、质朴的美，它不求细部的刻划，更多地运用夸张的手法追求神似。 南北朝考古最重要的成果是1953年在成都西郊万佛寺遗址了石刻造像200余件，年代自梁至唐。造像虽多残缺不全，仍为研究这一时期佛像造像和四川石刻艺术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如梁普通四年、梁中大同三年石刻造像龛都是南朝佛像造像的精品，从万佛寺石刻艺术表现手法的活泼与隽逸，可以看到它与四川汉代石刻艺术的承传关系。另我馆所藏南齐永明元年造像，为四川造像中有年号之最早者。1957年在广元市宝轮镇清理了32座南北朝墓，出土陶器76件，铜器24件，青瓷器30件及一些铁器、钱币等物。另外，在郫县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弩机以及“成汉”墓出土的陶俑。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发现，当推我馆建馆之最，冯汉骥教授于1942年主持发掘的前蜀永陵，出土有玉哀册、谥宝、玉大带和一些银器，王建石像、棺床上所刻24使乐像，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杰作，也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1971年清理后蜀和陵(孟知祥和妻福庆长公主合葬墓)；1974年清理晋晖墓；1977清理张虔钊墓，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文物，为两蜀史提供珍贵物证。
1959年
在德阳孝泉镇窖藏出土银器32件，在万县唐冉常才墓发现青瓷百余件。蜀瓷的遗存的发掘，也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特点。唐宋时期，四川瓷窑星罗棋布，烧造地区极广。1953年广元瓷窑铺古窑，1976年彭州市瓷峰窑以及邛崃市邛窑、成都市琉璃窑的考古成果都反映出宋代四川制瓷发展的水平。
元代文化遗存，有1956年成都保和乡元墓。清理的四座墓中，出土陶俑及瓶香炉等30余件。1974年简阳市东溪园艺场元墓出土青釉、影青、白釉、黑釉等各类瓷器525件，青铜器60余件，砚台17方，从产自不同地方的瓷器，可以看出四川与各地的商贸活动。
明清考古成就主要有1955年在成都白马寺6号明墓出土随葬俑82件，瓷器20余件，部分金、银饰品。1970年在成都北郊凤凰山发掘的明蜀王朱椿长子朱悦廉墓，墓中出土各类彩俑500余件，俨然一个仪仗方阵1974年在平武县古城乡发掘王玺家族墓，出土金器129件，银器49件，其中王瀚妻朱氏墓所出镂雕人物金发式，分三层雕楼台亭阁及40余人的乐舞表演，做工细腻，层次丰富，堪称明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品。此外，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发掘多处明代太监墓，出土了大量陶、瓷器。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有14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这也是我馆藏品的一大特色。馆藏仅彝、藏、羌族的文物就有6000余件。彝族漆器集彩绘、雕刻、镶嵌、堆漆等工艺，造型和色彩都极具民族特色。藏族的金银器、木板经书、鎏金藏戏面目等，是藏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我馆收藏的金铜佛像和唐卡不仅数量多，品质亦精，其中《格萨尔王画传》为全国罕见。1978年，我馆茂汶城关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400余件，为研究羌族的文化渊源提供了依据，此外羌绣、羌笛等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
四川省博物馆所藏历代法书名画位居全国前列，宋徽宗的《腊梅双禽图》、刘松年的《秋山行旅图》、唐棣的《携琴远眺图》、文征明的《高人名园图》、唐寅的《虚阁晚凉图》、八大山人、石涛的巨幅山水，件件珠玑，数百件张大千的画作，更是受世人关注。
此外，四川省博物馆的近现代文物、历代钱币、民俗文物也极具特色。本书所选文物只是馆藏的极小部分，但它已展示出四川历史文化的丰厚和博大。抚卷追昔我们应向为四川文博事业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代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川省博物馆原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现已迁至浣花南路251号，浣花溪公园旁。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12月10日通过工程验收，现在二期已修建完成，2009年5月1日已经对外开放。
新馆馆舍 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新馆(以下简称川博新馆)位于成都市青华路与浣花南路十字路口西南侧，北邻青华路，南面为规划的图书馆，东邻浣花南路，西侧是规划的白鹭洲公元，川博新馆正好处在青羊宫到杜甫草堂之间，属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保护区，川博新馆规划总用地58603.52㎡。
该项目是四川省重点文化项目，也是新世界四川文化的形象工程，巴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一定程度上讲，川博新馆将成为今后研究巴蜀历史、传统及文化、感知和把握未来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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