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和粮仓：向上或向下
整个展览中，最惹眼的就是那个堆满粮食袋子的装置“自在之物”。掀开黑色的幕帘走进去，头顶的灯光就直泻下来，与本能最近的食物堆积起来却产生了神圣感，就像策展人黄专评价的“既像教堂，又像粮仓”。从精神指向上讲，这件装置既延续了王广义作品中从80年代就具有的“神性”，又代表了他创作的现状以及将来的方向。
1985到1986年间，王广义创作的《凝固的北方极地》，人物和动物被简化成圆柱或圆锥体，寂静而又肃穆，虔诚的姿态加上侧向光影的使用，这些作品看起来弥漫着宗教意味。那是彼时艺术家臆想中的“圣洁的北方文明”。王广义参与并引领的“北方群体”成为“八五美术运动”中的重要一支。
而此后开始的《后古典》系列，艺术家更是选择了文艺复兴和新古典时期的现成图像，作为他修正的对象。即便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作品中广泛使用的毛泽东形象，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位伟人神一般的形象和地位——艺术家最重要的作品《毛泽东AO》，即便试图用理性的网格试图故意消除这样的效果，但网格后的毛泽东形象，依然有高大而威严的视觉效果。
不同于许多埋头创作、将评论的工作交给批评家的同行，王广义擅长用哲学和宗教意味十足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作品。他尽量字斟句酌，避免用直白的语汇，比如，他喜欢用“向上”和“下降”来总结作品。“我觉得艺术这个词应当是和宗教政治史平行的词，但是现代社会，艺术这个词普遍下降了，变成很单一的审美的问题。”王广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广义想将艺术“提升，或者说是想让艺术回到它应当有的位置上去”。在他看来，艺术最初的产生，就是原始人类在岩石上刻画一些图案。“那是表达人们对这个世界不可知的恐惧，那是艺术最基本的东西。”
在他心里，艺术应当是在“一米之上的事情，是可以仰视的东西，是对某种精神和不可知的感觉”。他的艺术既有生活的体验，又要超然于生活之上，这就是“超验”。而策展人黄专所说的“教堂”和“粮仓”，显然分别对应了王广义口中的“向上”和“下降”。
1973年，16岁的王广义高中毕业，到大庆附近一个村子里下乡，曾经在当地的粮库工作过。扛粮食的时候很累，但粮食的味道，尤其是“麻袋那种亚麻的味道，”却在王广义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此后多次用麻袋塞入粮食来比喻艺术的精神。“麻袋塞入粮食扛走了，使用功能完成了，但我说麻袋里装满了精神，扛走了，就赋予了艺术的精神。”
这一次他真的把麻袋都填满谷子搬进了美术馆。
“或许是对青春时期的回望”
在王广义看似一脉相承的创作中，《大批判》就像是一个跳跃的音符，似乎很难将其与他之前的创作联系起来。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的不和谐音，让王广义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大批判》系列充满政治寓意和消费符号，它被以“政治波普”的名头简单定义，王广义说这并不全面，但也不觉得委屈。“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它是生效的，”王广义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虽然这个标签缩小了我的价值，但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让所有人知道了我。”
在他看来，艺术作品需要一个肤浅的切入，变得家喻户晓以后，人们才会去追问价值，而艺术家才有了话语权，也才有机会向人们描述他的作品。“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逻辑，别人就会说王广义是谁啊？”他笑着开玩笑。
《大批判——可口可乐》是这个系列里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93年。“文革”时期标志性的工农兵形象被搬上了画布，他们神情激昂严肃，各自伸出一只手共同紧握着一只巨大的钢笔，笔尖的正下方是西方商业符号可口可乐的标志。为了让整幅画面“保持不确定性和中立性”，艺术家在画面中叠加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数字。
《大批判》系列的创作方式很简单，与王广义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的《凝固的北方极地》等作品风格大相异趣。它们身上被贴着的“政治波普”的标签，也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形象。黄专认为，这样的解读过于狭隘，而对王广义的“误读”，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又反映了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误读。在黄专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其实有很多超验的东西在里面，而不应当被仅仅简化为政治波普这样的符号。
在王广义自己看来，在这个系列中，宣传画和西方商业社会泛滥的商标被放在一起，并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肤浅反映，而是“作为艺术家，以并置的方式，平静地呈现人类两种洗脑的方式”。王广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那之后，艺术家经历了一圈更为复杂的艺术实验，大型装置、中国经验混杂着西方可以理解的表述方式，但王广义始终没有摆脱曾经被赋予的符号。而现在，他的新作品在位于北京昌平的大工作室完成，画作都非常大，4米×4米，或是4米×8米，这批新作画到了基督之死，也画到了某位伟人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循环，题材又回到了艺术家25年前曾经画过的东西，“或许是对青春时期的回望”。
虽然与《后古典》的题材类似，但不同于之前尽力把细节去掉而力求画面的光滑，此时的王广义更强调画布上的偶然性，他让颜色在画面上肆意流淌，“也许可以理解为年龄的增长吧，更自如了，”他想了想，停顿良久，“或者说骨子里的东方精神很自由地呈现出来。”
王广义不太愿意谈及作品价格和市场，这正是这些年来，媒体采访中问得最多的问题。问及如今的工作状况和三十年前的对比，他思考良久，说“更开朗了”，接着又补充道，“开朗是个中性词，开朗不是快乐，也不是忧郁，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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