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毅
一是发生的事件关涉公众权利，像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书法奖评选、周一波辞职等事件和艺术家密切相关，“《功甫帖》事件”指向艺术品拍卖和鉴定，“田楷事件”则关乎书法教育；二是身处网络时代，媒体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跟进确实起到了促使事件走向透明和公开化的作用，大众媒体的介入，也反映出书法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三是随着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公众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原本专业性较强的圈内事也呈现出公共化的一些特征，互动性强已成为此类事件的一大特点。
每到年末，盘点是不可少的，说是对过往有个交代，实际上则是为了告别。
回顾甲午年书坛内外，能让人一下子想起来的事情好像并不多。扳着手指从年头一件件算到年尾，以时间为序逐一梳理，是一个办法。实际上，以印象为主的评述，排除了先入为主的概念，照样可以把这一年的书坛现象说道清楚。
要说书坛今年的大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自然是最大的事儿。从参加座谈会的名单看，书法界只有两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欧阳中石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相比美术界有8位参会，确实少了些。作为“国艺”之一，书法在辨识度、艺术性和普及程度上并不输其他艺术门类，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具独特性的，但缺少极具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确实是实情。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书法家来说，实乃警醒之语。对于当前书坛现状，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北京书协主席林岫曾表述道：当前吹捧“国学书家”“博学大师”“市长书家”“美女书家”“博士书家”“儒商书画家”“部长书家”的“包装”公司正行市走俏，有的连货色都来不及细看，就已经为其粉墨登场而拼命鼓噪了。由此，她提出“敬畏国艺”，值得同道深思。
影响大、波及广、能构成事件的，还有这么几桩。先说关于书法奖的事儿。12月21日，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工作在浙江结束。本届兰亭奖包含终身成就奖、艺术奖、理论奖、佳作奖4个奖项。艺术奖、理论奖、佳作奖获奖名单已出，而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员名单将在上报中国文联正式批复后适时公布。无独有偶，11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主办、海澜集团和《书法》杂志协办的首届“中国书法院奖”颁奖典礼以及首届“中国书法院奖暨青年书法家提名展”开幕仪式在江苏举行。获奖名单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众议。有人指出该奖的评审程序并未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组织原则；也有人说，中国书法院奖这是要和中国书法兰亭奖一争高下，书坛有两个奖项可避免一家独大，是好事。
荣誉和奖金，以及可能带来的附加收益，使得现在书法人对各种奖项的争夺几近你死我活，由此而生的拉帮结派、互相诋毁，不在少数。近年来，一些奖项含金量越来越低，以至于奖项的评审过程一直伴随非议，已经成了新常态。不管怎样，打铁还要自身硬，主办方只有在程序上严格把关，方能真正选出优秀的获奖者和作品，而自身的品牌也才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否则，牌子非但竖不起来，就是竖起来也容易被扳倒。
关于书法奖，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当下书坛的奖项不光多，而且杂，这个杯那个赛的，一年下来几十个，公信力普遍缺乏，这两个大奖恰好年末先后颁出，更加引人关注。公众对此有质疑，作为主办方应有的态度是直面并解决。说实在的，公众的质疑，其意不外乎期待有更公平的评选和监督机制，希望不管什么级别的奖项，最终能为公众提供真正优秀的作品，所以，民意需要被倾听，这乃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
再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一波的辞职事件。12月2日，周一波先是在《人民日报》刊文《让书画家协会少一些“官气”》，文中称，希望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自觉退出各级书画协会主席团，推动建立书画事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常态，共同携手构筑起没有“雾霾”的艺术天空。5天之后，周一波辞职。身手之快，让人诧异。有赞同其表态的，也有怀疑其目的的，这些暂且不论，只说辞职事件的影响。此事件发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后，也确实有其积极的影响，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此事件已从书坛扩展成为牵涉整个文艺界的事件。周一波发出的声音，说是给文艺界吹响一声号角怕不为过，但号声能传多远多广，听到的人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值得期待。
如果说周一波辞职事件是2014年年终大戏的话，那么年初的“《功甫帖》事件”可说是一部开年大剧的后半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书写的“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便签，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收购。此消息一出，一时间激起千层浪，国人无不为之咋舌。但当潮落之时，《功甫帖》的真伪却依然没有终评。概言之，真伪之辨的背后牵涉利益得失，戏中人是明白地演，戏外人是热闹地看，而没有结论也成为这一事件的结论。
结论是没有，余波却不断。五六月间，注册拍卖师、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季涛起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案，将聚讼不已的“《功甫帖》事件”再度升级。7月15日，北京朝阳法院宣布判决，季涛胜诉。法院判令杨丹霞立即停止对季涛的侵害行为，删除新浪微博上针对季涛的侵权言论；在新浪微博首页上发表向季涛的道歉函；赔偿季涛经济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此案因“《功甫帖》事件”起，着实抢镜，之后的判决，使得关于《功甫帖》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从《功甫帖》真伪之辨到“季杨案”，折射出公共文化事件中不同阶层话语方式和权益诉求的新面貌和新特征，当为后来者所镜鉴。
“季杨案”断了，但吊诡的是，《功甫帖》真伪问题却再鲜有人追问。今年还有一桩案子尘埃落定。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钱钟书信件拍卖案判决结果，两被告(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被判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杨绛获赔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0万元。此案虽也跨了年，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欣慰。法律研判之下，相信此类事件会有效地减少。
从时间上看，穿插在“《功甫帖》事件”中间的，还有一桩事，就是“田楷事件”。事情缘起一篇题为《“反田楷同盟”倡议书：全体反“田楷”的书友们联合起来！》的帖子在书法江湖网站贴出，其后《深圳商报》以“反田楷同盟”为话题激起讨论，“田楷事件”一时成为文化圈热点。如今再看这一事件始末，依然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因为此事件反映出的不光是一个书法学习中取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事关导向的观念性问题。最近，湘美版书法教材《书法练习指导》正式通过教育部审查，成为首批通过教育部审定的8家《书法》教材之一，将于2015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众所周知，教材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湘美版书法教材最终从全国100多家送审教材中脱颖而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作为公众，需要知道的是，教育部审定的《书法》教材在观念传达上是否正确，编写质量是否过关，以及实际使用中的反馈等情况。毕竟，教育的施受双方存在着责任和契约关系，作为教学双方的实际体验非常重要。
要想搞好书法教育，除了教材，还有师资的问题。据报道，中国书协组织今年开始实施“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法师资培训，首批培训选在北京、内蒙古等共12个省(区、市)进行试点，每个试点单位至少招收50名一线从事书法教学的专职或兼职教师。而由中国书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申请的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也将于2015年在全国逐步推开，争取用3至5年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中小学书法师资专业培训网络体系。由中书协组织中小学书法师资培训，对于目前师资奇缺的中小学，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逐步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师资培训方式，才是解困之方。
除了师资短缺，现实教学中面临的困境还不少。有报道称，如今的小学书法课沦为“写字课”，其中师资缺乏、硬件设施、课时安排成主因。解决困难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譬如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针对师资短缺，就成立了“雅韵轩”书法工作室，聘请书法家为工作室指导老师，学校还通过“书法家进校园”等活动，请来书法家们来为同学们提高书写技法、提升传统文化素养。而诸如硬件设施、课时安排等问题，应该也可以找到解决途径。
今年书坛成为公共事件的还有不少，但考虑到影响程度，只能择要述之。经过盘点就会发现，有的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事件，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发生的事件关涉公众权利，像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书法奖评选、周一波辞职等事件和艺术家密切相关，“《功甫帖》事件”指向艺术品拍卖和鉴定，“田楷事件”则关乎书法教育；二是身处网络时代，媒体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跟进确实起到了促使事件走向透明和公开化的作用，大众媒体的介入，也反映出书法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三是随着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公众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原本专业性较强的圈内事也呈现出公共化的一些特征，互动性强已成为此类事件的一大特点。
回顾，是为总结，也是告别，告别2014年，再次聚焦那些已经定格在历史幕布上的事件，身处其间的媒体人感觉到的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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