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和另类性，也是导致它与启蒙主义思想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在思想上，启蒙主义所倡导的普遍人性论，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性价值观，不仅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其殖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道德依据，因为它从根本上抹杀了非西方不同民族自身中的那些特殊价值的意义。所以，当中国以自身方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它对启蒙主义那套普世价值观，从根本上是持否定立场的，因为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无法与启蒙观念相统一。正是这一特点，使美术中具有普遍人性观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以及具有世界主义立场的现代主义，尽管它们都属于国家民族主义的范畴，但它常常受到现实政治力量的抑制和排斥，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主导的政治力量有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模式为参照系，并结合自己的特色向前行进的，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依据现实的需要给予吸取、改写、批判和利用。我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西化倾向，也是导致它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就美术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也即潘公凯所说的传统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对待文人画的态度上。在国家民族主义看来，传统文人画的超越性，使它无法参与现代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建构而必须予以抛弃，或给予西方化的改造；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强调传统文人画作为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表现形态，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和特定的艺术高度，以及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象征的文化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张扬、推进传统文人画艺术实践的传统主义，用潘公凯的话说，正是因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而获得了现代性的性质，或者说在反现代性中获得了现代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美术中的现代性与主导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息息相关的，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无疑是初步的，希望在未来更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给予更为全面系统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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