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人员正在观看一件即将上拍的书法拍品
从2011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下发的拍卖企业资质年审新规中，在原有需拥有5名文博高级职称人员的基础上又收紧了年龄限制，抛出70岁年龄上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朱顺龙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提出，“5专家”政策仍停留在对企业的基本要求上做文章，对拍卖市场环境改善只能隔靴搔痒，关键还须改进顶层制度，引入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此次国家文物局下发的文物拍卖企业资质年审管理办法中收紧年龄上限的意义在何处？
朱顺龙：可能和最近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的事件有关。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出现在这些事件中的老专家年龄都比较大，年龄偏大以后，对于社会的整体理解，包括自主的能力等，都会受到思维上偏差的影响。应该说在判断社会复杂性方面，年龄大的人可能会有一种不合拍。鉴于这样一些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对文博人员年龄的限制，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做法，但还不是一个顶层制度的问题。年龄偏大的老专家一般都荣休在家，相对来讲，他对整个社会的复杂性把握可能会逐渐弱化，当然这只是个猜测，文物局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艺术评论：就您了解“5专家”在拍卖企业的实际业务中参与程度究竟如何？
朱顺龙：从目前的拍卖行来讲，只是一个名誉挂号。文博专家跟博物馆的鉴定专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是一个名誉挂号，只是为了满足拍卖行资质的一种基本需求，不会承担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言下之意就是他对拍卖行的操作也不会有太多的指导性和监控性，只是名誉权的使用而已。
艺术评论：既然只是挂个名而已，那么收紧年龄限制的政策还有意义吗？
朱顺龙：应该说60岁相对年富力强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名誉权的使用、管理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相对70岁以上的老专家来讲，他们对这方面应该还是比较清醒的。
艺术评论：如果拍卖行“拍假”，需要这些专家负责吗？
朱顺龙：中国的拍卖行不对物品的真假负责，这在拍卖的条例中是告知的，从法律来讲是没错的。从拍卖的硬性规定指标来讲，拍卖行和物品的真假是没有很大的法律关系的。但存在着潜在的行业守则，比如说你总拍假的，老有负面影响出现，会影响企业未来整个拍卖业务的运作。拍卖行作为企业，它的运作当然需要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度，所以应该说还是有值得关注的地带。所以从硬性指标，国家法律来讲，拍卖行似乎是可以免责的。拍卖行作为主体可以免责，那么那些所谓的顾问们当然也是可以免责的。但从企业的社会责任、专家的个人名誉这些比较软性的角度来讲，肯定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那么当今社会的拍卖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细则没有及时地跟进，整体社会对文物拍卖体现出的无序都是当下的大势。
艺术评论：有没有什么比“5专家”更好的方法来规范整个拍卖市场呢？感觉“5专家”似乎只起到了应付台面的作用。
朱顺龙：对，它只是一个基本要求。原来设计的初衷考虑到，文物拍卖是一个很专业的操作对象，所以必须要有专家的指导。但现在实际上专家的指导性和管控能力是很差的，所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顶层制度设计的问题。中国的文物商品交易要有一个管理体制，还要有一套比较完善、可执行的条例细则，以及作为特殊行业的责任感。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也很重要，现在我们没有第三方，只有拍卖行和拍卖者。像国家文物局、地方文物局，只是具有一个政治管理职能，并没有非常强劲地介入到这个行业的监督当中，所以在顶层制度的设计上是缺失的。从顶层制度的设计上应该要做些文章，另外跟整个社会的诚信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建议一个是要有第三方的监控；第二个是要出台一些制度上的约束机制，针对拍卖行拍卖物品时的责任机制，并且要跟第三方监管机制之间产生一些互动。所谓的资质年审的条款看起来都是比较空泛的，这些都是不够的，关键是没有监督。目前像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年审通告里的一些细节，可能一些拍卖行无法做到，也无补于拍卖行对建立整个市场机制带来什么帮助，这样它就跟一些普通企业的年审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今年说了有这么一个年龄要求，我想对企业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所谓的年龄限制企业还是能够从容解决的。要考虑的应该是拍卖行的诚信度，类似银行的信用评价标准。目前（的许多做法）也只是一些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不能完全地扭转当今中国拍卖行的一些不良的风气和现象。
艺术评论：在像北京、上海这些拍卖行比较多的地区，适龄的文博人士是否足够？
朱顺龙：应该还是够的，对于目前运作较好的一些拍卖行来说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最终肯定还是能够解决的。所以从年龄方面来限制拍卖行的资质，我认为其效应是有限的。
艺术评论：今年推出的政策中也有提到在北京、江苏试点的方式，即取得《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代替“5专家”，您觉得这一尝试会是个好的尝试方向吗？
朱顺龙：应该来讲，它实际上是为了弥补两个不足，一个是人员不足；一个是，专家跟拍卖业务之间实际还存在的一定差距。这是一个方向，但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关键是获得这个资格的人员，其获得的过程和有效性如何。这一点关键要看未来要如何培训，如何获得这一资格证书的程序。我们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方法，假如很严格地按照程序来走，那么这一布局我认为还是有所期待的。但是现在还不太清楚，比方说谁来负责培训？考核对于整个拍卖机制、诚信机制会有怎样的帮助？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拭目以待。如果也是过过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中介服务机构来操办，形成一些产业的东西，那也是堪忧的。本身来讲，所有工作围绕的都是——首先，拍卖行要具有工作的前提和条件，即文博人员对工作是有指导性的；第二，在新的机制之下，要突出拍卖企业诚信制度的建立。对于未来的措施应该有助于这两个方面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也仅仅是很低层次地来满足企业的基本要素，对整体并没有改观，那么我认为也是缺乏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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