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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周:对一本诗集的阅读

2022-07-20 08:36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刘振周 阅读

刘振周

刘振周(1979-),广东人,诗人,写作者。写有小说、诗集《知幻集》等。

 

他的思想为什么会产生批判性?
不要将批判性与政治性这两个概念混合,这是批判性,这是公民与思想的权利。

——刘振周


序《囚室与鸢尾》

刘振周

陈家坪在我脑海沉淀下来的印象是一场意外的车祸: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撞死了一位妇人,这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重庆长寿小县城,事后赔了四千元得到死者家属的谅解,然后这个恶梦一直陪伴着他。他说,那个死去的人后来化为幽灵陪伴他左右。是的,首先,他是一个背负着幽灵的人。而乡村的闭塞与愚昧又常常让他产生一种安于命运的幻觉:也许是村头的树,也许是雨中田野的赶鸭人。他的思想大多时候被困在一个类似马孔多的村子毛湾。2020年春节,因避开某些因素他从北京回到这个村子,给我发来一些风景照片,立即让我想起一个电影情节:在监狱的活动区播放自然风光,其中一个囚犯看了说,这让人感觉像是在吃菌。我的意思是,现实与自然、人构成社会的荒诞性——他们从精神上可能剥夺(劫持)你与自然的关系(欣赏自然的权利)。不知道他当时面对全家迁徙以后的出生地是何感受,很显然,他至少真正获得一种自由和释放。春节后当他回到北京,没多久就没了他的消息,这是他生命的“一段空白区”,也印证了我的感觉,他始终绕不过自己的命运,他得面对这个恶梦。

当然,他最终也会走出那个“马孔多”的村子,当他渐渐意识到并感叹那个村子的阴影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象并被其禁锢多年,意味着他的审美将从长久的蒙蔽之中获得清晰和表达的准确度。后来,他走出那个村子之后,开始了漫长、漂泊无定的社会主义文艺青年之路,也是他的生命成长过程。在某个时刻,当他回顾这条路——并自省:憎恨自己早年的懦弱,因为生命有限,生命应当释放应有的色彩与能量,有价值的事情应当立即去做,不应该犹豫不决。后来,在编《变雅》期间虽然也会产生一些犹豫和矛盾,最后他和同仁达成了共识:以价值为核心,自由,开放,推崇具有价值的一切。这时,他十分果断。

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诗人的价值?也就是诗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大命题,且复杂。当然,以我个人狭义上的理解,诗人本身就是形成价值的重要部分,诗人的信息(生命感)一旦脱离作品,那么,作品自身的价值就会被削弱,所以两者是互相依存。而人,作为诗的主体性,作品必须从“人”获得某种文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先有人才有作品可言,作品不过是“人”的价值呈现之一,诗人尤其如此。当他将近年来的诗作发给我,在整体阅读以后才真正正视他的作品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要基于几个方面考虑,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一个诗人的作品和诗人的形象?特别在当下光怪陆离的诗歌观念之下,我需要一个清晰、接近准确的审美判断。毫无疑问,诗人的言行与价值取向是重要的参考之一,没有基础性支撑的作品其价值将随时间减弱,反之亦然。具有基点的作品随时间流逝将越来越强大,因这个基点切入世界的进程随着时间而积累。陈家坪正是以个人的存在作为作品的基点,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说,“相对于语言我有点笨,只能以勤补拙。”正是因为语言天赋不足,幸运地避开了陈词滥调式的“修辞灾难”,让他走上独特的表达方式,让朴质的语言产生一种隐蔽的精神性,因祸得福。

论陈家坪诗歌的精神性源头在于他早年的思想启蒙,从而产生批判性——这个过程必定经历理性与文学修养训练,否则,他的诗歌肯定会产生非诗学式的批判性,这是我当年参与编审《变雅》时最为警惕的审美底线,我当然不愿意陷入非诗学的批判,那是社评工作者(或政治性)的工作,诗歌与它之间存在一条严谨的审美底线——所幸,陈家坪能把握好这条底线,这让我感到颇为意外。那么,也证明了他的文学修养。当然,在某个特殊时期,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实际上这条底线的“带宽”是可以随现实的情况作出一定的调整,毕竟人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并非硬性标准,应该说具有社会性的波动曲线。他的思想为什么会产生批判性?我相信这是生命对生存环境最直接的本能反射,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而然,但是大部分诗人会忽视这种生命的诉求,而是选择适应进化论的“适者生存”,随波逐流。无论以社会角色分布或生物学的进化机率,批判者的出现都是无可避免的,当然,也是个人意志的选择。其实诗的社会性从荷马史诗时代开始就是诗的灵魂与核心,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诗人”为中心。思想和审美,并非其中选一,而是诗与人、社会性的综合体。

陈家坪自从走出那个乡村——经历涪陵、重庆、成都、北京、新疆,一路上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可是,我相信目前这片土地不会存在太多选择,而且还要适合他,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一条自我教育之路。经过一些年、一些颠簸,他再次回到北京,世界与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其实是他自己觉醒了。他得有自己的行动,于是开始拿起摄像机参与社会性接触与历史记录。他说,“从那一刻开始才看见了社会的真实,真相。”

毫无疑问,他的诗基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于是,一些文艺活动的策划也是基于一种“参与现实”,有别于其他诗人凭着单一想象力,他的意思是,文艺活动不仅仅是活动本身的意义,对他而言更是存在另一种“社会活动”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社会效应。他说,“拍摄纪录片检阅了自己的思想,让我对价值观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坚定。“这是他从触摸真相获得的力量与判断力。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知道该如何回头看待自己的写作,并开始了写作上新的阶段。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无论是思想、审美或者表达上的训练期。我相信当一个诗人拥有了写作基点,将来,形式与表达的成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于是,他写了《诗人的权杖》:

    诗人们,醒醒吧!
    我们是天使,与恶魔抗争,
    我们内心纯洁,生活在各个行业。
    我们歌唱正义,不要害羞,
    更多人听到了人性的呼声。
    我们重视疾苦,不玩味词语,
    不要在自我慰籍中丧失斗志:
    请你登上诗人的宝座,
    行使诗人手中的权杖。
      ——《诗人的权杖》

这首诗写于2018年底(编《变雅》之前),代表他一个阶段性的成熟。这是一首类似阐释“公民诗”的作品,即诗人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身份,也是他的宣言,很坚定。中国当代诗当前所谓的“繁荣”,倒不如说是阉掉的狂欢,当然不乏一些真正的坚定者或默默无闻的开拓者,独立者。但是,也存在为了话语权进行圈地运动之人,社会性之水无孔不入。当他们嘲笑傻子的作法时,他们也不过是精明掠食者,两者本质上同等。面对日渐沉沦的土地,这首诗是对诗人与时代的审视和自省,一种竭力、低沉的呼唤。

当然,纯粹化未必不好,幸运的是,诗所呈现的一切都来自诗人本身,包括意识。面对诗歌——我们无法隐瞒自己的意识,除非不写,写下即被全盘记录,谁也逃不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世界唯一公平的事物,堪比物理公式。因此,在这个混沌、撕裂严重的时代,纯粹化即独自面对社会的量化,要不就继续保持独立性,要不就被圈子同化或排斥。请警惕,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与“时代精神”同步,与社会状态(形态)保持一致。提起政治免不了谈谈政治与诗,林贤治曾批评当代诗失去了政治意识,从广义上来说他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从狭义上理解“政治”与诗又不够准确,其实他的意思是当代诗丧失了思想性与精神性,然后自然而然形成奴化思维……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曾私下跟一个评论家聊过几句关于诗与政治,我说,我更愿意将诗人的言行理解成生命的召唤,并非政治的政治化,生命自然而然对生存环境作出本能的反应和反射,这就是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类作品当然会被遮蔽,这是人性与当前社会形态两者产生的结果,这类诗人必须由自己去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在这个时候,经同仁讨论一致提出“公民诗”这一概念,并非刻意构建,而是一种自发性秩序(哈耶克),在这里更多意味着启蒙和自我认识。公民是一种政治身份,意味着具有权利、责任的社会性个体,这个概念很好地解决了“政治”与诗的含糊关系,让这类表达倾向的诗歌名正言顺,当然,所有诗人都应该是公民诗人。公民是一种思维运行方式和思想的结晶。公民一词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是指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而外国人和非公民的奴隶在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受到歧视的对象。17世纪,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使公民一词普遍化。现代文明社会,公民作为国家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的符号。陈家坪提出的观点:“能够写作公民之诗的诗人,有一种不可回避的个人命运。他可能会失去诗歌现存的优雅,因为时代命运的不可估量和重复,个人命运又充满未知,如果诗人始终勇往直前的话,写下公民之诗的这种勇气不是为了某一种权力,而是为了人类的良知、幸福与未来。”最早可追溯到他的作品《致公民》(2012),这种思想的诞生是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的结果:

    为我们到来大地预备好一切,
    我不再为一百年叹息,因为
    明月高悬,我们放声从头歌唱。
    我的灵魂,纵然贫瘠,
    先辈为我经历,承担过往,
    苦难,不会因此高大。
    孤独让我临近死亡,
    让我回想出生的地方,
    原谅,宽恕,慎守存在的法则。
      ——《诗人的权杖》

当我们被意识形态愚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面对这样的语言肯定是麻木不仁的。在一个四处都是伟大、正确以及宏大叙事的生存空间,人们对一些词语已经产生陌生感,或者从来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质疑,更有可能将这首诗的共性叙事误解为国家叙事,因为我们已经不存在哪怕一点点的崇高感,因为我们在感情上的缺陷而无法真正感受语言,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意识形态宣传过度运用这种叙事(或抒情)语言,削弱或丧失了“革命激情”,以致无法区分“个人情感”与“集体情感”,如果从另一片大陆的读者看来这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从这片土地看来,这种“高歌”无疑是假唱——因为他们丧失了对崇高的嗅觉,在这里,他们只认可食物。

2019年,我与陈家坪在广州第一次见面,他的形象与诗简直判若两人,无法想象他瘦小的身躯与诗的精神性之间产生何种关联。他让我想起瞿秋白,他热情、和善,甚至照顾我的起居,他的身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艺青年。后来,我实在无法想象他进去里面的样子,如何面对里面的人与物,正如文学的有限性、无限性和可能性,直到他出来之后写下:

    警官说:我们能不能做朋友?
    有什么是不可以开诚布公的谈呢?
    假惺惺的,似乎,他是北京的真理。
    我问:难道,你不是在审讯我吗?
      ——《北京的意义》

这就是现实与诗的关系:诗人的阀值在于现实的冲击——形成的回路——当我们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击晕头脑时,忘乎所以,精神的回路已经被无数的引力阻断,一个诗人到底需要多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抗外部的干扰,才能保持清醒。陈家坪所经历的可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如何去感受他所感受的那个现实?这需要知识、审美、判断力。当然,诗歌是专业性与艺术性,在当下,不可否认某些诗学上的“政治正确”蒙蔽了读者的双眼,他们在消费诗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阅读。陈家坪基于现实的表达,坚不可摧,难道他的语言不具备“时下流行的”语言艺术?!我想是这样的,最好的语言并非修辞,而是精神与意志,在对抗平庸的过程,也是对生存环境呈现的批判性。他写下的文字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这是他生命的呈现,这是诗学的重要内核。

随后,他的大批作品都呈现了这种特质,这让我欣慰,然而,有时他会过度集中注意力紧紧盯住“某个事件”,这会削弱他的表达力,但是他很快察觉这种“过度的凝视”可能会带来伤害,然后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写作状态,尽可能维持平衡。一天,他将写好的《囚室与鸢尾》发给我,当时我正在北山的海,好家伙,这首诗的题目简直就是为这个诗集而准备的命名:“囚室”代表思想与理性、社会性,“鸢尾”恰好代表生命、感性和审美,两者合一:

    在囚室之中,我想象法国人民喜爱的鸢尾,
    它的深蓝被看作是宁静与忠诚;
    在囚室之中,我想象法国的第一位国王:
    路易·克洛维斯,耶稣送给他受洗的礼物;
    从法兰西由投枪头演化而来的
    象征物——鸢尾花;
      ——《囚室与鸢尾》

这是他在失去自由对自由的想象,他曾跟我提起囚室窗外的树与云朵,这首诗是他回家后回忆而作。假如诗写单一的风景这种所谓的纯诗,将毫无意义可言,正是基于价值的追求而产生的思想,诗人因思想而构建自己的形象。这首诗是陈家坪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作。他说他的写作是基于“即时状态”,即他从不以自己以往的某个作品作为范本。他是对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中国当代有极少数诗人已经具备突破某种传统上的写作能力,可能因为“天生的自卑感”让他们无法建立信心,加上考验语言的极限,再产生了极少数诗人的“语言基因突变”,然后让诗跟随自己的认知成长,无论审美或思想,自然而然,并非单一模式与形式模具拷贝、生产:

    幽暗的黄昏,黄桷树撑开一把巨伞,
    雨从历久的叶缝漏下来,
    积水浮起一艘难以想象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陈家坪渐渐获得展开语言的想象力,以及领会修辞伦理关系的内在逻辑性。在以往,他的语言给人平实无华的印象,现在他打开了语言的另一个空间。当然,他并非为修辞而修辞,每一个小结构都是由背后的基础性支撑,“历久的叶缝”、“难以想象的航空母舰。”都基于现实的穿透力和思想的表达力。让我想起另一位当代诗人的早期作品,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那个诗人却丧失了这种思想的穿透力,成为语言的奴役,甚是可惜。创造语言不要被语言俘虏,丧失灵魂与思想的语言只剩下所谓的实验性,当然我绝不否定实验性的价值,当你觉得自己或许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实验性应该排到第二位。当然,陈家坪除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或之前留给我们的印象:专注性不够或他之前的诗歌印象,都需要他自己来推翻与重新建立,这肯定是很难的。到目前为止,虽然我肯定他的诗歌,但是仍然需要自己的努力,当然,我并不能代表一种诗歌标准,而且在审美上我承认有点偏执。那么,这个诗集也是陈家坪面向同行的一次自我检阅与生命的裸露——

    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间——有人
    会记住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二日。
    警察送来一盒小小的蛋糕,
    铁窗里透露出一点点人性的烛光。
    但是——自由像火一样燃烧,
    哪怕最终命运变成一片荒芜。
    人的墓碑上,将刻着——生是死的故乡。
      ——《生日快乐》

这是他失去自由期间的一个生日,警察为他准备了蛋糕,让他看见“铁窗里透露出一点点人性的烛光。”他的开放性在于并非立场意义上的简单分类,这让我看到他清晰的思维,以及对社会宏观性的洞察力,这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这首诗最初是他在某一个早上写好发给我,读后,我真心为他祝福。这意味着他从最早的那个“乡村阴影”过度到最近的阴影——囚室,他仍然保持生命的清醒,这关系到现在的他坐在那里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让人欣慰的是他的诗歌闪烁着黑暗之中的火星。自二十世纪初起,哲学上的“自我认知”与现代性已经注入现代诗,优秀诗人的作品肯定存在(或承载)作者的生命意识,这是不争的事实,诗人的信息是语言与思想的基础,一旦丧失这种基础性,必然失去诗的天然合法性。之所以说是“天然”,这是诗人本身存在的自然依据,如自然人存在社会拥有的合法性。这是现代诗有效性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故乡一直是陈家坪的诗歌主题,但并非乡愁的意义,总有某些东西或一根线将他牵引,也是他不至于坠入“非诗学”的重要因素。故乡只是作为丈量外部世界的标尺,反之亦然,外部世界反过来也是对故乡的丈量,故乡与外部世界之间才是他所处的空间。所以,“故乡的阴影”无处不在,多年来他一直对之进行量化:

    曾经,因为溺水,我的身体蜷缩在
    最黑暗的深渊,我的力气虚弱,一息尚存,
    仅仅保持最后一口气——
     ——《编号00884》

这是他失去自由之后获得的一个编号,布罗茨基曾诗写:“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1980年5月24日》)。人有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编号而存在。陈家坪想起孩提时一次溺水作为诗的开端,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受到威胁,形同“最黑暗的深渊”——而现在,他被困囚室——生命又受到了威胁,两个事件串联、重叠——然后,“我发出了一个微弱的信号:我还活着,”这时,他仍然会想起从水里冒出来呼吸的第一口空气。生与死在疫情之后变得麻木,或是稀释后剩下的恐惧而已,人们已经懒得(没时间)去真正思考与感受生与死的本质。如果能看见前面可能有危险,到底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去冒险?唯一的解释是,在正常的智力之下肯定存在某种价值或听见生命的召唤——人们也称之为勇气。我并不排斥勇气在这个社会的存在,但是也不宣扬勇气的价值,每个人都在生存,一些人不断与自己搏斗,是输是赢我都十分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也是个性文学得以存在的条件。我相信当代诗人的心智与理性,当然,不乏让人失望之人,但是我们也应该自省,在某个特定时刻我们不也是献出了自己的平庸吗?诗人在这个时代,自省不仅仅重要,更是衡量灵魂的标尺,至于刻度得靠自己掌握。陈家坪具备这种平衡能力,首先,诗必须忠诚于生命:

    然而,我每天坐在椅子上12个半小时。
    在颠倒的世界里坐直身躯,
    被看押的我却感到了自由。
 ——《编号00884》

“被看押的我却感到了自由。”失去自由之前的他已经预感有事情将要发生,进去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坦然面对,反而感到了自由。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前苏联音乐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内心无不是如此,诗人在感受着时代的震颤。一个对现实无感的人当然不会产生这些压力,每个人处于自己的现实维度而产生不同的个性。相比当代诗歌多数的意淫修辞与知识运用而缺乏个人思想,陈家坪对现实有着切身体会,我相信敏锐的现实触角为他带来另一个诗的维度。我们了解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与诗人的作品(思想)都存在决定性的重要,也就是现实在塑造诗人的形象。当我们进入一个精神疲软、思想萎靡的阳萎时代,真正的诗人的坚持不仅仅是艰难险阻,友叛亲离,这是社会性的原因造成,我们不能产生任何埋怨与迁怒任何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人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即诗的空间。读陈家坪的诗歌,在这个混沌的时代——幸运的是他保持、维护、捍卫、坚定自己与诗的平衡点,正是这一点,我称他为诗人。在诗人的一生当中并非要经历惊天动地,但是在思想上一定要远离平庸。当代诗人中的才华者、思想者、天赋者,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完成所谓诗的使命与诗学的完整性,大多数在半途进入自毁模式。甚至,我读到另一位诗人的语言竟然流露出“暴戾”的气息,既可惜又让人震惊。相比平庸,平庸不过是平庸。所以,寻找一个诗的平衡点是必须的,也是生命的基点。然后,诗人以这个基点作为写作的底线——诗人的一生不过是在堆砌这个基点——自证文学的合法性。读陈家坪的诗歌,有些读者也许会产生一种“半疑虑”的感觉,也就是在我们的诗歌史之中似乎不存在“这类诗歌”的榜样或标准,缺乏参照的诗人,所以才会产生一种“非合法性的质疑”。当然,这与读者的思想和审美有关,特别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难以维护逻辑性、清晰有力的判断力。因缺乏完整的审美参照系统,这是一个诗人需要自证的时代,当然,同行的眼光却是另一回事,高质量的读者也是存在的。其实,读诗何尝不是与作者在交流呢?

    命运把我安置在这样一把琴凳上,
    我的一切思想紧扣着一个动词,
    我忘记了任何意义,只听从音调,
    任手指在词语钢琴上弹奏一段旋律。
    苦涩,灰暗,阴郁,我浪漫的前半生,
    在贫瘠的荒野中展开充分的迷幻,
    主观思绪是先知还是魔力,混乱的
    图像召唤着对抗庸常生活的主导权。
      ——《浪漫主义》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陈家坪的表达能力和处理感知的世界,为读者展现时代的混沌与丰富性,因此,读这些作品只会加强读者对他的理解,并渐渐形成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诗论最低级的是论技巧,难道以上这首诗不存在技术吗?非要所谓的低能修辞,比喻之类。修辞学即智力测验——分为三级:弱智、平庸、高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艺术天分,除非连结修辞的思想是高级的,否则修辞本身不具备也不会存在生命力,思想是修辞的动因。但是运用精神与意志写作,并非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直接过度到诗的内核,这是质的区别。语言无非就是为了呈现作者的思想气质,这是最高级的技巧,内在的,个性化的。陈家坪在这几年的变化很大,与他的经历和对诗的专注有关,审美也提升了层次。不能凭空建造空中楼阁,更不可能成立一个全新的宗教,我们必须以现实与生命作为写作的基础——语言才具有活力和生长的可能性。诗呈现作者的表达意识,该是怎样就是怎样,绝对的照妖镜。

除了社会性题材,陈家坪还写其他题材如生活——这样说有点肤浅了,其实,他是以生命在书写,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脱离不了他的生命感与思考,并非对题材作一般区分归类。诗,已融入他的生命。多年前,当我在思考何为诗人?诗人应该呈现之所以为诗人——是的,每个诗人无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形象,而形象的建筑材料就是思想与审美。当代诗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叙事现象”、“修辞现象”,再到近年来正热闹的“知识现象”,无不说明这是一个个集体性的阶段性过程,当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语言演化。我一直质疑非生命感写作,因为作品与诗人失去关联性,过于理性构建,作品像失血的尸体。两者要不平衡,要不偏向生命感,平衡需要高超的诗艺,诗艺在这里——并非所谓的修辞,而是艺术。幸运的是,陈家坪都“本能”地避开这些“陷阱”,源于诗人天生的过滤能力——至少,从这个诗集来看是如此:

    沉默在叫喊,不是大多数人习惯叫喊,
    沉默者向往的英雄,不生活在人间,
    似乎有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叫喊。

    但没有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
    所有耳朵自然会听从命令和赞美,那些
    谎言,那些真相,被人们关在门窗之外。
      ——《一个人的习惯》

这是本能写作,并非为“作诗”而“作”的诗,为表达而表达——当诗人的生活被他的思想意识覆盖,整个世界在他的眼里都是处于一种“被可能”的状态,随机抽取材料构建他的感受——即使写的是眼前的生活,无不被思想的引力渗透与支配,这是精神的产物。如果读者觉得“精神”难以获得且不容易,是的,这无异于是在质疑自己。当然,精神是足够自由又足够纯粹的产物,也是真正的写作基础。中国当代诗正处在一个诗人树立自我形象的时期,即个人极有可能完成诗的完整性。当然,对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与审美觉悟——在于如何清醒的看待不断产生的文学幻觉,并非无知的个人膨胀。读陈家坪这些作品,毫无疑问,他对现实的处理保持了一定的理性。

很难界定陈家坪属于那类诗人,当然,这样分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一方面,他的诗隐约存在对自身生命的溯源——甚至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他的感情以及对爱的渴望,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生命感构成、贯穿他的整个诗写,正是如此,他的形象才获得清晰显现,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诗人:

    我写看露天电影,爸爸找到我,夜里,
    把我驮在肩上,高一脚低一脚,我们回家。
    最终——我们将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但在某一些时刻,我们却拥有过它。
      ——《罗马湖》

他始终存在一种被抛弃感与疏离感,因母亲过早离世,让他重新审视世界的两种视角:一是感情缺失,二是批判性。然后,再形成他的表达。他的世界彻底是个悲剧,或者说世界本身就是个悲剧。他坦诚自己的情感于诗,诗与他之间存在不可置疑的信任,当他诗写时——完全赤裸自己,朴实,真诚。他从不设计一首诗,直接,本能,自然而然,他只服从生命的召唤和自由的气息:

    每个死去的人,必然都会有一个名字,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呼唤而回头微笑,
    他若进入了旋转的星空,我们只有沉默。

    活着,我们好象在发出一种天然的召唤,
    并同时无声地抗议——还未剪断脐带,
    婴儿己发出尘叫——他要离开全部的母体。
     ——《婴儿》

这样的诗,造就了他的语言本能,或者说表达本能。相对他早期语言的粗浅、直白,缺乏诗性,可以判断他并不刻意把对某个诗人的模仿作为自己的语言入门。因此,他属于慢性成长的诗人,或者说不依靠任何语言技术取巧。当然,这样说并非他不运用技巧,而是将技巧演化为技艺,了无痕迹。并且,是朴质的。也是他的力量来源——关于语言动力构成,一运用技巧(也可以理解成技艺),二“人”本身应该是语言本质上的主要动力与主体。人是诗歌的主体。当然,在普遍缺乏精神的空间——陈家坪或此类型的诗人让人感到陌生,一点也不奇怪,除了体制与文化传统的感受差异:个人与群体(集体性、家族性、观念)的博弈——个人的主体意识是否应该存在,特别相对时下的体制,也许会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视为一种威胁,这是诗人面对现实的艰难,当然,这与诗本身没多少关系。当一个人的精神强大足以让周围的人感到一种隐秘的威慑力,那么,他就成为他们的公敌,或形成观念之争执。

    在腐烂的过程中,
    苹果散发出果实的香味。
    一个苹果重重地击中脑袋一般,
    科学得以诞生。
     ——《科学》

这首小诗有点意外,不要被“重大”题材劫持你的创造力,往往小诗出大学问在于诗的微妙。在当下社会,浮躁是事实,这种事实可能影响了每个人,影响我们对每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这首小诗证明陈家坪对待诗歌的初衷,也是他的内心呈现——诗的奇迹。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对诗的忠诚,也是我对他的信心,他并非他自己唯一的“革命者”,他的审美隐约存在诗的果子——等待他的审美觉醒和采摘,这首小诗是他的天赋(本能)不经意流露。

整个诗集读下来,陈家坪除了阐释自己坚定的信念——公民思想,批判性,以及他对世界的理解,他有着强烈和丰富的情感,多年来他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不跟随“普遍性写作”,始终以思想作为写作的引导与动力。也许在他的身上我们可能存在另一种解读:“政治性”,其实这是我们观念的偏执。论政治诗,我还没看见中国当代出现任何的政治诗人,北岛也不是政治诗人。因为在中国本土基本不存在两个以上存在博弈的政治立场,所以,不要将批判性与政治性这两个概念混合,这是批判性,这是公民与思想的权利。批判性是诗人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诗人永远只论生命,将生命看作世界复杂性的呈现,我们无法左右社会进程——正如我们无法左右自己,于是,总会有人对现有秩序提出质疑,寻找确定性。陈家坪以本能脱离(独立)属于他的文本时代,从芜杂的诗歌环境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秩序,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独具一格,更可贵的是他的行动力度,诗行如一。当然,这并非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又是如此真实存在于这个时代。

这些年来,当渐渐明白、理解和体会独立写作在这个生存环境的绝境,甚至危险,有些前辈同行要不崩溃,要不灰心丧气,到底是什么赋予我们信心?当然,并非宣扬海子对待诗歌(生命)的方式,至少来说,当面对一个巨无霸般的集体性无不让人胆颤,这之间的关系绝非博弈而是绝对的压倒性,如果我说这样只会增强我们的意志,谁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像燃烧的恒星一样自我崩塌?那么,理性的注入非常重要。只要足够坚韧,肯定会诞生某种精神。在这个时代谈论精神虽然有点可笑,如谈论理想的荒诞,当这种共识形成如荒诞性正当化,只会证明这个社会处于沉沦。于是,生存在这片土地的人很容易坠入深深的幻觉——脱离现实,在西方知识体系或者说现代文明之下缺乏真正认识自身(这片土地的现实),与现代文明信息不对等,错乱交接。在于,逻辑的消失。现代文明相对这片土地只能作为某种工具,不能轻易视为经验,因为我们缺失这个演化过程。只能借助现代文明作为工具对这一片土地进行自我认识,积累经验,再插入现代社会的演化轨道,同样适合于语言演化,才能形成诗的基石。

希尼曾说,“诗歌挡不住坦克——”这句曾被引用多次的名言,似乎成了一些作者面对时代的另一种消极的理解,成为消除“政治”的理由。反过来,坦克何曾挡住了诗歌?罗马大军与苏联坦克早已化为黑土。希尼这句话的寓意在于,虽然诗歌挡不住坦克,但是仍然要尝试,沉溺黑暗倒不如在黑暗中寻找光,不要让生命停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从各种力的割据之中获得一个永恒的平衡点,因为我们不是机器更不是神,这个追求平衡点的过程就是诗人形象的重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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