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起写诗时头脑里出现影像的情形，文字的跟进我最初以为是在模拟它，现在明白不是模拟而是跟随影像旋转，乃至使影像得以旋转，由美妙的感受形成奇妙的感觉。即美妙的感受，是指不经意获得的，形成奇妙的感觉，感觉可以由感受创造出来。当这种感受在人混沌的思维里一下子亮了起来，清晰的部分顿时有了运动的方向，而文字将这众多的方向固定下来。方向具有召唤的属性，我在想，这时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
这些年，我执迷于影像的实际拍摄与剪辑，但却没有创作出任何影像作品。我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沮丧和内心的混乱。仿佛水和鱼都是真实的，手棒着的鱼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一切影像都非常透明和确切，一些残缺的片断，无法不产生岐义，却能窥视出心灵上闪过的人世面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把自然山水、人工建筑和人自身的行为方式都看待成文字，或者是文字正在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现象，让人觉悟，产生纵身飞掠的愿望和冲动。
从2003年起，我开始玩摄像机但摄像机并不在我的手上。我只谈设想。那些设想是一张铺开的网，建立在做口述史的理念上。我采访的对向是居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外地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但从我的实际接触中，多是河南、四川等地的人，做游商小贩，卖水果。还有就是收废品、捡垃圾。他们所活动的地方，城市正在发生着巨变，整洁的市容被杂乱而低矮的门面替代，然后就是废墟一样的大片建筑工地。事实上，它们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正在生成为整洁的市容，和大多数人当时都没有去预想的高价房屋。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百年的城市现代化在我们的各个小舞台上演。大批农民抛下土地涌进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我是想跟随外地人的漂泊获得个案。后面的摄像机，使我本身也成为一个拍摄对向。有了影像，我自然就放下了文字。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放进去，因为这儿产生了两个自我。最后，我连提问的声音也去掉，全部由被拍摄的采访对向自己言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他们作为镜头一个一个衔接起来。我捕风捉影一般选择他们符合我的认识和意愿的画面和声音。即便如此，那些属于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天空，最终都让他们只代表自己。而我，就是一名观众。这对一开始就有所图谋的我是一个无情的打击。我想在他们身上建立身份意识，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职业与身份的关系，不是制度不公所带来的人身依附，而是人心灵的自由。但他们首先面对的还是生计，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生计挣扎。我要记住，他们是挣扎，不是自由追求。尽管他们的行为本身含有自由，由这个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生存变迁。而我必须得从生计里面去加以提炼，这显然不能由任何的一厢情愿来完成。我巨大的想法和生存的渺小，使我一无所获。我和他们一样在城市的边缘彷徨，望着旭日东升与日暮穷途，只剩下天空和地平线。夜色像一个魔鬼的手掌，我们能看见它的指纹和缓慢的下沉，直至睁开眼睛重新又回想起这样的梦境。
当我手持摄像机时，我是作为一名旅行者要离开北京一周。摄像机已经取代了我内心的诗情飞扬。凡是用摄像机对着的地方都是舞台，一切实际的发生都是最为动人的表演。可以想象，我被无数的方向牵引，倾其全部的热情去投入。我让自己的心跳去适应被拍摄的对向。在我提不出要求之前，我没有任何要求。让我拍就是喜悦，就是神奇。我的头脑在膨胀，在变幻出新的世界图景，它由镜头画面进入，又飞出了镜头画面。我给人留下工作非常认真的印象。面对这种认真，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被我莫明其妙地拍摄而恼怒，脸上顿时笑开了花。我无法想象，如果事先去请求商量，获得许可，那还有何意义。我会失去一种善，首先假设了自己的恶，然后自辩。我一举起摄像机，就是关注，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不存在误会，就看我是不是那么坦然，让善快速流进对方的心里；让提防变得毫无必要，因为交流已经开始。有人讲述了她不幸的婚姻，有人正在憧憬着新婚殿堂，有人相夫教子，有人家庭出现道德危机。他们是七零一代，正在步入人生的中年，社会将因为他们的情感意愿而得以改良。最后我的镜头对准了一个家庭，男的下岗，女的在破旧的厂区里开了家麻将馆，唯一的孩子已上小学。他们有对生活的苦恼和迷惘，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干上什么正经营生的职业。我又拍船上人家，他们向往岸上的生活，因为渔民每年要遭遇枯水的危机。
世相，生态，众生的苦与乐。我一路走去，从街边卖唱的艺人、乞丐，小城旧书店，街头理发师，老人唱地方戏，码头工人吼着哨子，文艺青年们呢－－我如何，从影像里面去编织他们的生活。 我站立岸边望着江水，对面的城市像一个幻影被水波拉长。渔民在织网，火红的夕阳使整个大地灿烂无比，却掩不住苍茫天地间那一丝凄惶。这是一个充满变幻的人世，当我作为它的观察者，我同时也成为了自己故乡的观察者，它们一起出现在我经验的世界里。故乡的影像由此变淡。我顿时处于无根的状态，亦未知是否正是这早年的生命之根在升华它对于世界的想象。总之，我放大了我所拍摄的一切，它们仅仅因为我的生命感知而意味深长。作为自由人，我体会到这一片刻的自由与舒展。
摄影机延伸了人的眼睛，我去看一切都变得理所应当。但何时打开和让镜头停留多久，我很犯愁。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有一个稳定的镜头，并且以为这就是拍摄的自由。要使一切影像的运动在镜头里变得稳定，三脚架非常管用。我对影像的第一个直觉是特写，后来知道还有近景、中景、全景，它们分别具有叙事功能和情感色彩。拍摄得有选择，选择就是视角，就是立场和态度。当我坐在电脑前剪辑时，影像消费着我全部的心力。我压住这头，抬起那头。我只能失手。无能为力，我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
如果手中没有摄影机，我可能永远不会朝某些人和事物看上一眼，就像我经常空手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擦肩而过的行人形同陌路。现在，正是这些陌生之人，彼此的过客，却在镜头里的某一个瞬间，给我带来了安慰。
我想摆脱因欣喜而感到的无力，把影像当成玩积木拼图或堆沙游戏。我把镜头对准传授知识的教授，一些自由松散的艺术活动，私下里朋友们的聚会等等。我因为不必对拍摄对向有所交待，而被迫类似于在采集影像。但我抗拒，抗拒成为趣味者和影像爱好者。就像挂在胸膛上的会议出入牌，会议一结束就得把它扔掉。我或许是取得了一个便利，一个临时的拍摄身份，好出入各个场所。我在积累别人对我的期待，暂以业余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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