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胡兰成买了两本书，《清嘉录》和《圣经》给来温州看他的张爱玲。张爱玲一个人在旅馆里，一气把《旧约》看完一半。她叹息道：“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真是伟大的”。但在胡兰成看来，“以色列人与我何干，况又《圣经》是书本上的事”。张爱玲在同他谈着“书本”上的事，胡兰成则在意的是图欣赏眼前的说话人，“这般可喜娘罕曾见”。“而且爱玲是把《旧约》这样的好书，亦看过了当即叫我拿回去，连台子上亦不教留，她就是这样干净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得不在意这一情节并由此发出他们二人这样与上帝擦肩而过的叹息。胡兰成曾在教会学校上学，但他给张爱玲《圣经》只不过将其当作一本美妙的文学作品。而一位姊妹说：张爱玲对《圣经》的态度就是因为是胡兰成给她的，而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情爱，胡兰成同样以他惯有的态度处之，他也曾与张爱玲说“小周”同他的“艳事”。他认为“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两地》）。
对于这样的一个男人，张爱玲果真是糊涂还是无奈或麻木地无所谓，但这一切已注明她的结局的悲剧定位，同样，这样的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他的“下水”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说胡兰成
胡兰成的文字在内地出版，同时听到了身边人的两种声音：一是惊叹沈从文、周知堂之外，胡氏文字的精致慧美，甚至以为胡的才气比张爱玲更是了得。其次，便是指责胡的人格，更以为像胡这样的汉奸的书是不应该在大陆出版的。这种纯真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今天已成为许多文化人的“人格象征”。
所谓“汉奸”问题，自然是历史问题。我并不主张“健忘”，而中国人恰恰喜欢健忘，远可大做“汉奸”文章，没有宽容；而近则可将文革忘得一干而净。
对于胡兰成的“轻视”，虽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叹，而在我并非因他的下水，因为胡氏的作为是中国文人软弱自私的典型。
说到胡兰成的才情，文字之外，我开始留意他的书翰。据说胡兰成曾在沪浙一带卖过字。
胡的书法是以“尚碑”为格，笔墨倒也凝练，时而透出一个才子风流的不羁情趣。有人说，他的字里就透着一股汉汗气，鬼鬼祟祟，实在有的搞笑。胡兰成毕竟是一个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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