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对照一下就可看出这条的第二句“经依户籍法为结婚之登记者，推定其已结婚”，1931年本无，因为当时尚未颁布“户籍法”，这一句是台湾当局于1985年修正时所增补。如果按照《回到历史语境》的方法进行推论，那么所有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也即在民法制定颁布以前结婚的夫妇(不光只是鲁迅与许广平，包括朱安也在内)，他们可能都将面临一个“在‘现代法律’意义上并没有结婚，他们的结合并不被当时的法律所认可”的难堪局面。假若历史上真的曾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形，不难设想，当时的人们一定都会心急如焚，叫苦不迭，埋怨国民政府没有尽早出台有关婚姻的法律，致使许多已婚夫妇陷于被动；尤其是比《民法·亲属编》还要晚出台的《民国户籍法》对于已婚配者来说冲击最大，因为如果未“经依户籍法为结婚之登记者”，则不能“推定其已结婚”，将“不被当时的法律所认可”，只能算两性非法同居。这岂不冤哉。应当说，这种虚假“回到历史语境”的做法是一种不尊重历史和对读者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通奸”论在套用80年代由台湾当局颁布的《民法》条文时，还使用了双重标准，就是对于均属《民法·亲属篇》制定前所发生之事，对于同样未“经依户籍法为结婚之登记者”，该论却根本不顾婚姻自主的法律规定，竟认定鲁迅与朱安的封建包办婚姻为合法婚姻，而鲁迅与许广平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事实婚姻只能算作“通奸”性质的非法同居。这样的双重标准不过是专制时代的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为正统的旧婚姻观的体现，其实与现代法制观念相去甚远。在一个可以娶小纳妾的旧时代里，指人为通奸者比定为重婚者实更不能为社会所容，名声更糟。因此横加于鲁迅和许广平身上的这种不实之词是应该推翻的。
人们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指法律的客观公正性。对于具体案例，凡是有利于被告，或有利于被审视对象的法律法规，均是不能忽略不顾的，维护人的合法权利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可以肯定，如果对于包办婚姻采取否定态度，依法坚持婚姻自主的立场，就绝不会孤立的根据某一条法律条文比如离婚的条款而得出“通奸”的结论的。
对于历史上的案例，我以为除了一些属于法学层面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个社会观以及政治理念的问题。比如，北京时期的鲁迅积极支持学潮、同情学运，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无疑属于非法活动，起码是违反了有关社会治安法规；在上海时期，如果牵扯“左联五烈士”案，与瞿秋白等地下党人的关系，等等，如果用民国的法律来衡量，这更是有通匪的嫌疑了，而且这是真正的现行违法活动，并非追究法律制定以前的事情。“通奸”罪不过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通匪罪则是犯了杀身之祸了。对于这些“违法”行为，我们应该如何以法律的眼光去看待呢？我以为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前进的眼光，而不能站在一种守旧的立场去看待；应该站在促进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高度来思考国家法律问题。对于冲破封建礼制，反抗旧习俗的人和事，同样也不应缺乏历史主义的人文精神。何况我们这里所针对的人和事并未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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