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凌晨六点钟Bruno 爬上一个超级市场的楼顶拍晨曦，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带走了。“他们不会说英语，我示意说想打电话他们也不允许，过了一会儿我饿了想找东西吃也被拒绝了。又过了两个小时，来了个会说英语的警察，我才知道，之前的两个人是便衣警察，他们怀疑我是间谍，在偷拍照片。这个懂英语的警察同意我联系了我的导游，又拿走了我的相机，弄出了我的照片发现没什么异常才让我离开。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6 个小时，底片也毁了，因为他们洗照片的技术很差。”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Bruno 正在拍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又被一位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拿走了我的相机，我只能大叫‘不不不’，因为我不想再去一次警察局，也不想我的照片再被毁了。我钻进我的车，带着他去了我的旅馆，给他看了护照，才解决了问题。”
Bruno 像一根随风飘摇的蒲公英，哪里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喜欢法国和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品尝红酒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可是，在第二故乡尼泊尔，他体会到了另一种从容泰然的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很贫穷，可我们脸上总有笑容”—这是尼泊尔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
然而对于贫穷，Bruno 始终不能释怀，甚至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些国家什么都有，物质富足。有些国家什么都没有，只有悲伤、战乱和贫穷。”
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个六岁的女儿，患上一种疑难杂症，尼泊尔落后的医疗水平没法治疗。Bruno 和他的朋友在网上搜索，发现法国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技术和医生，可治疗费用高达30 万欧元。
但是小女孩的家里很穷，没法飞法国，更不用说30 万欧元的治疗费了。于是Bruno 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筹款委员会，也向法国的医院申请免费治疗。一个月后，医院同意免费，可那个小女孩已经不行了。“如果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她一定会获得救治。就因为她在尼泊尔，找出病因就用了两个月，筹款又用了一个月，整整耽误了三个月。
而我呢？可以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尼泊尔，明天在巴黎。我们需要与贫穷的人们分享更多，我们所分享的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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