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1964年香港出版的随笔集《乱世文章》，其中有一篇“女作家之忆”，谈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的三位女作家，张爱玲、苏青和周链霞，读来饶有意思。此抄张爱玲一段，以备一说：
“张爱玲文笔清丽，治小说家言，缠绵有坷，体瘦削不盈一握，柔不经风，貌仅中姿，雅喜修饰，奇装异服，见者侧目，自称为李合肥之甥，遂诩有贵族血液，与人落落不群，报界同业，时或以此揶揄之，仍厓岸自高，实则标梅已过，而居处无郎，间传有密友，终难谐于好合，寂寂金闺，濅成孤僻，才女身世，无怪其然……
爱玲为（《杂志》）撰长篇说部，述儿女情怀，深刻不似出诸闺女手笔，一时名彰甚。胜利以后，治文艺如故，迨中共侵沪，唐大郎得夏衍之助，办《亦报》，又以徐京笔名，发表长篇创作，中共极优容之。前数年，忽又脱身来港，其作品见于《今日世界》。不久，以赴美闻。爱玲在沪时，与影星李香兰多往返，一度《新中国报》邀张李座谈，刊于杂志，今两人又均见重于美人”。
金雄白，字烯民，江苏青浦（今上海）人，1894年生。抗战时期为汪精卫政府中周佛海的亲信，1940年因帮周办《平报》而成上海沦陷区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媒体巨头。历任南京政府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报》社副社长，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1950年，他移居香港，穷困潦倒，以卖文为生。1959年以朱子家笔名，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六册为汪政府鸣冤，因写的是个人经历，一时名声沸腾。另著《黄埔工作江的浊浪》，《春江花月痕》，《女特务川岛芳子》等，其中晚年回忆录《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集）写抗战前后上海新闻界历史百态，是很生动的史料。
金雄白和张爱玲均为上世纪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滩上的闻人，一是媒体大腕，另一位则是盛名隆重的女作家。金雄白对张爱玲应不陌生，且有过面对面的交往。
据金《记者生涯五十年》中记载，1945年7月，《新中国报》曾借金雄白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私宅邀张爱玲和金雄白开座谈会。谈的是有关新闻，文化的事。这次聚会，按金之记载，尚未刊出，“而时局突变，《新中国报》就此关门大吉”，金也被赶出家门，屋归新主。
然而，这次聚会也许是有记载的。
据《万象》2002年第四卷第六期邵迎建文“被遗忘的细节——张爱玲李香兰合影时空考”里的考证，这记录便在张爱玲去世前一年出版的《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台湾皇冠出版社，1994年）里的一帧刊登在当时《杂志》上的与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合影。这帧《对照记》里的两人合影，原应为七人合照，其中五人被删除，被删去的五人中便有东道主金雄白。如此考证属实，可见，金张两人当年虽有交往，但颇不投机。
几十年后，张待金以遗忘，金则笔下生嘲讽。如果说“女作家之忆”中尚属公允外，《记者生涯五十年》中则近乎谩骂：
“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也曾崛起过几位女作家，张爱玲当时专为袁殊所办的《新中国报》写稿，瘦骨支离，容貌一点不美，但常自诩其先人为巨宦，而以此自傲”。这话恐怕是当今所有张迷们都无法忍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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