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央组建赴敌后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鲁艺也出一部分人组成文艺部，我也在其内，由副院长沙可夫带队，周扬则留在延安。这样我们就长期未曾谋面了。
全国解放，周扬很快调到中央宣传部去了。这之后，他掌管文艺工作，名声鹊起。他精悍倜傥，多才多艺，著作很多，堪称文艺理论家。然而文艺工作乃多事之区，内斗不断，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因此时人对他的评论不一。但他好像总是意气风发，风风火火地工作。“文革”起，他同样遭大难，坐牢9年。但监狱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拯救了他的思想。或者说，某种程度解除了他思想上的链铐。
他出狱并重新工作，我们才有几次接触的机会。令我惊奇的是，比我年长8岁而且蹲牢9年的老师这时竟然风采依旧，不现苍老之态，我到他的临时住所去看他的时候，他问东问西，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暂时在中央党校，他马上说胡耀邦不是在中央党校吗？听说工作很有起色。我请他有空去看看，他果然去了。在见了胡耀邦(我未在场)以后，还到我的宿舍聊了一阵，详细询问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次接触是在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开全国政协会，我们都是委员，而且同在一个组，即社会科学界组，周扬为组长，薛暮桥和我为副组长。在这个场合(还有在其他文化场合)周扬对于他过去做错的事不断作检讨，并向被伤害过的人再三道歉。这种情景令人感动。
我趁这个机会邀请周扬到党校去作一次讲话。这时胡乔木已重新出来工作并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周扬也回到中宣部任副部长。使我没想到的是，周扬这次讲话竟又是着重讲的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我记得“文革”前周扬曾提出过“异化”这个词，那是在1964年“反修”时期，周扬在一篇经毛泽东审查过的公开讲话中提出“反异化”，那指的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大概因为经过了“文革”的大灾祸吧，这次他讲异化就直指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异化现象，因此提出“反异化”的任务。
今天看来，这样讲合乎事实，是在理论思维上的创新；人道主义问题也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当时我觉得在一般人眼中这样提有些敏感，因此为防发生麻烦，我不把周的讲话稿刊登在当时众人注目的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而是把它登在党校的校刊上。这样，果然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但是，时隔不久，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逆转，周扬在一次马克思逝世纪念会上再讲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地点也是在中央党校)，就招来大祸，被认为这是丑化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对无异化，因此周扬的观点遭到严重批判。
这事是在我因一项特殊原因离开党校之后发生的。也正因这项“特殊原因”，周扬被警告不许和吴江等人接触。从此直至周扬于1989年7月31日含冤离世，我就和他不再见面，永世隔绝了。
然而，中国总是在进步，现在“异化”、“人道主义”等社会常识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我想周扬如果地下有知，他的灵魂一定会因此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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