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参与了《十月》杂志的创办。听说丁玲回到了北京，住在友谊宾馆。我立刻去向她约稿。她手里正好又一篇稿子，那是一篇散文，叫《杜晚香》，写一位北大荒的女劳动模范。我拿到稿子，第二天到了编辑部就跟“领导小组”汇报，大家听了很高兴，并决定立即编发。
就在这关口，忽然出现了戏剧性的情况。一天晚上，刚刚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葛洛来找我，他那时也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见面就问我：“丁玲的《杜晚香》在你手里吗？”我说：“我已经编发了。稿件现在在编辑部。”他告诉我，几个小时前，中央给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已决定给丁玲平反，现在必须立即安排丁玲复出的事宜，就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新的一期上，刊登她的作品。葛洛说，丁玲复出首发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实行，这是中央的指示。他连连叹息，说其实他们杂志的一位编辑在我之前去过丁玲那里，丁玲把《杜晚香》给了她，没想到她很快退稿，要丁玲有了质量高的作品再给《人民文学》。
随后，我和葛洛到《十月》编辑部取丁玲的稿子，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严文井也来了。原来他也得到通知，中央决定为丁玲平反，他们出版社也要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
第二天不待我汇报，出版社的诸领导都说已经知悉来龙去脉，“没什么好说的，丁玲复出国际关注，自然轮不到《十月》首发。”此事可谓当年中国大陆作家作品与政治交融的一大例证，可回味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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