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说之难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韩非子的文章《说难》，文章现已记不清了，但文章的题目却给我极大的震动，这震动至今犹为清晰、明彻。顾名思义，“说难”，即言说的困难。而我现在要为自己出版的一本诗集作序，更应了韩非子所说，言说是困难的。然而尽管困难，我还是不得不说。问题是如何来说，或如何表达。
顺势而下，我想借这个自序对我写诗的经历作一点点回顾与展望。
二、写诗起因
我想每一个写诗者都有一个内在真实的起因。要么是青春的苦闷和压抑，这值得同情；要么是想附庸风雅或哗众取宠，有人就这么干的；要么是自觉卑微与形貌的缺陷，这种人就太多了；要么是精神及肉体的疾病，这种人我也见过。原因有很多，恕不赘述，单抽象出来说：痛苦是诗的出发点。此话一出，可能有反对的声音。比如某人会说：我写诗从不写痛苦，我是在欢乐中写作。但殊不知他又落入一个圈套，须知世界上所有的劳作都不是快乐的，除非当一个寄生虫，而寄生虫也不快乐，因为他也有死亡的痛苦。因此即便是最快乐的写诗者也定会有或明或暗的隐痛，又除非他拒不承认，硬要当一名“欢乐英雄”。为此，某种痛苦（写诗者可以秘而不宣或深藏不露）一定是任何一位写诗者发而为歌的秘密精神力量。当然他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是不痛苦的，改装后的形像可以如是登场：平静之诗、清新之诗、调侃之诗、幽默之诗，甚至幸福之诗、哲理之诗、壮丽之诗、宗教之诗……
我写诗的起因是由于我童年的痛苦。这个痛苦性我已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吞吞吐吐说了一二，在此不必细说了。
三、三个阶段
我从1979年写诗至今，已有20余年，其中有8年只字未写。如按时间段来划分（从这本诗集的目录编排也可见出），我写诗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两个阶段，因第三阶段才刚刚开始）。
第一阶段是我的表达时期，那时我趁着青春之胆，百无禁忌，只想一吐为快，不知言说之难。那是我所经历的一个非常白热化，甚至可以说是集权化的抒情时期。在这个阶段，我看上去很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非常紧张，我的焦灼、神经质、个人怪癖与疾病随处可见。但正是这种以毒攻毒，才使我的身心终得放松，进入到我的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我认为我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开始懂得了在写作中应加入一种软弱之力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阶段，我过去的强硬与现在的软弱汇合了，并诞生出一种平衡和谐之力。从1988年初秋在南京写下“往事”开始，我才真正感到我写得比较自由了，有了一种天然的节制，用张岱的话说就是“找截干净”。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才感到我正式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 第三个阶段，主要指我最近写的一些诗。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是因为我童年的痛苦已经死去，所谓情结也早已烟消云散。回过头来看，我再也写不出第一阶段的诗（那似乎是另一个人写的，而不是出自现在的我），第二阶段的大部分也不像现在的我。现在我已成为一名新人。在这个阶段，我写诗仅仅是在思考与阅读中做一番理性的游戏。或者干脆说我想告诉那些曾经喜欢过我的人：看，我在写另一种诗！哪怕你不喜欢或觉得别扭，我也只能如此。
四、诗观
至于我的诗观，也可以说是几经变化。我写诗最初的基础是由法国早期象征主义打下的（那是时代烙印），后来多次演变，终于回归到真实平凡的汉语（注意：此处的真实平凡并非白开水），其中经受的曲折和理论我也不想多说，我在《左边》中已说得够多了，仅在这里交待一句便罢。
五、走了，就死了一点点
只有无言而死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因为他们未曾犯下披露自身这种原始错误。如果你一旦广为人知，那你注定只能是一个二流人物，因为流行将使你把脸丢尽。但书籍依然在出版，诗集依然在印刷，人依然在梦想出名，虽然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瞧，我的《往事》正在抵达读者的手中，这一行为使我想到了一位死去的法国诗人爱德蒙·哈罗古尔（1857—1941）。据说这位小官吏退休时去向上司告别，对他说：“我要走了，但我不时会来看你。”那上司向他背诵了一句很有名的诗：走了，就死了一点点。
“那么，”哈罗古尔立刻问道：“您知道这句诗出自谁人之手吗？”
“大概是中世纪的一位行吟诗人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诗人吧。”
“不，先生，”哈罗古尔生气了，反驳道：“这是我写的，可是谁也不知道！”
事实是哈罗古尔的诗歌作品属于最不为人知的那一类，只有一句神秘地逸出，印在人们的记忆中。然而，总起来说，这种挫折要比相反的不平衡来得更有尊严，这种不平衡更显出那种“大作家”的可笑：他们被接受、被颂扬、被授予勋章，然而没有人想到要去读他们的作品
。
话说回来，我的诗集就要出版了，我还能成为爱德蒙吗？看来只好抱撼终生，等待来世了！不过这个结局并无诗谶，也无宿命，一切都是和平恬淡的。
（本文为诗人收入《年代诗丛》的诗集《往事》写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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