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插队之后，我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我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我与我的蒙古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于我而言这很自然，没有想到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不过是想念他们。二三十年弹指而过，我没预料到收获来到了：与一块大陆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我这个作家。
我蔑视那些流行在大学、文坛、网络中的，生活中的低能儿。他们没本事与百姓交往，虽然没吃过几顿西餐，却忘了怎么蹲着上厕所。而我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养育的江湖浪人，在与人民百姓的纠缠交往中，丰富自己的阅历，锻炼自己的本领，最终还将投身于改造农民、改造人民的伟大事业。只不过，那是太大的话题，不必来与鼠肚鸡肠的小人浪作议论！
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
广州日报：您在文章中曾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张承志：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
面对利己主义“全球化”，全世界的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抵抗和批判，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规模。这就是今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并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渲染的那么孤立和偏执，而是一种全球化的正义思想的大潮。我个人所做的微末星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至于堕落，不过是投身世界的进步潮流。
以上，是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观点。站在这个批判的观点反面的，已经不仅是文化姿态的媚西，而是新帝国主义的帮凶。向西方学习的“最健康的心态”，就是敢于批判西方的劣行。看过上次世界杯的土耳其队的表演么？要踢败它们！而不是病态地追着人家舔屁股。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您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您作何感想？
张承志：说这个话的人不会多。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人不读书，书不细读。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悄悄做的一点学术，不至于成为话题。
广州日报：出完这本书后，您最近在忙什么？目前有出版新书的计划吗？
张承志：如果顺利，新散文集《聋子的耳朵》和这本自选集之后，再过一年我希望能完成关于日本的印象记。我正全力以赴写它。
张承志小传
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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