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条隐匿的历史线索推论，康德完成著名的“三大批判”后，曾试图撰写第四批判。在这份哲学遗嘱中，他完全颠覆了自己在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中构建的道德律，转而迷醉于人类最冷血的犯罪——没有动机的谋杀。
神秘之书未能传世，所有的手稿被抛进了流经哥尼斯堡的普莱格河中。这座城市是康德终生未曾离开过一步的地方。在他去世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令市民恐慌的连环谋杀。
康德将被重估，哲学史将重写，甚至，人类精神世界的面貌也将发生改变……
值得庆幸的是，这条线索只存在于迈克尔·格利高里奥那匪夷所思的幻想中。如同这一切都是虚构一样，甚至连格利高里奥本人都不存在。“他”只是一对定居意大利的英国哲学家夫妇合用的笔名。
杜撰的第四批判，正是这本小说现实的书名，“Critique of Criminal Reason”，直译为《犯罪理性批判》。中译本耸人听闻的译名《康德的诅咒——纯粹理性杀人事件》，显然犯了一个实质性的错误。因为小说的逻辑核心并非认识论，而是伦理学，关于道德律和自由意志。正确的耸人听闻译法应为：实践理性杀人事件。
认识论是一个已被解决掉的问题，至少对康德和他的追随者来说是这样。尽管19世纪初仍存在大量启蒙与蒙昧的对峙。如同小说开篇所写：“1803年夏天，从北冰洋返回的捕鲸者们声称看见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极光。数年前，沃莱斯顿教授曾对这一极地折射现象作出解释，并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然而这一事实丝毫没有减少波罗的海沿岸居民们的敬畏之情。”
当时，闪电过后，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上帝啊，大自然是为了给人类降灾才存在的。”“只不过是一些水蒸气罢了。没什么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对您而言神秘现象是不存在的喽？”“你所称为未知的那些事物，之所以不为人所知，仅仅是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人努力去解释它们。我会把这叫做有限的无知，这不能证明有知的科学的失败。”
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上，康德继续推进其“纯粹理性批判”。在对连环谋杀的调查中，他甚至从现场痕迹勘查、尸体解剖等环节入手，开创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逻辑的、分析的刑侦技术”，“在人类同谋杀进行斗争的历史中，迄今还没有人使用过这些方法”。他分析连环谋杀案件的空间特征，“很容易就可以让这些报告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补充章节”。
康德的追随者、检察官斯蒂芬尼斯以为，康德在这些残酷的事实面前保持了理性的冷静姿态。然而实际上，支撑康德的，却是他在暮年沉溺于其中的犯罪理性。这是斯蒂芬尼斯难以想象的一种“理性”。
斯蒂芬尼斯由于无法摆脱亲弟弟死在面前、自己却呆立现场无法救援的心理阴影，求助于康德。康德用完美的理性分析治愈了他。然而“康德教授原想治愈我体内的疯狂，却被这种疯狂感染了”，斯蒂芬尼斯无意间为康德开启了“一条理性法则和逻辑思辨无法通达的绝对自由之路”——人对另一个人实行神明般的权力，冷血的谋杀打开了通往至高无上的大门。
于是，强调人类自由意志合于道德律的康德，在面对人类灵魂中最阴暗的一面时，无法推进其“实践理性批判”。自由意志将成就一种犯罪理性，其表征就是没有动机的谋杀。康德用那本神秘的第四批判，在他男仆的脑海中播下邪恶的种子，从而操纵他实施了连环谋杀。
掩卷走出虚构，回到现实。如同小说中，康德的朋友被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康德，这位理性之父竟然祝颂人类灵魂的阴暗面？我们也被震惊了：康德，这位对人类内心道德律即“善”持有最坚定信念的大哲，竟被他的哲学后裔“开涮”成了这般面目！
不过，既然达·芬奇有密码，达尔文有阴谋，那么康德为什么不能实施诅咒呢？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进行最不可能的虚构，由此实现的智力上的惊悚，姑且可称作“纯粹理性惊悚”。
作者宣称书中所展现的19世纪早期普鲁士日常生活及思想皆有所本，来自学术研究。如果那般阴郁压抑的氛围是真实的，人类对自己内心的观照能推进到何种程度，的确堪忧。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家的虚构也许并非那么匪夷所思，它甚至完全可能发展成为真实的历史。
幸好，有康德。他所指引的理性道路，粉碎了人类非理性的愚昧，也粉碎了人类理性潜在的危机。那个历史中真实的康德，断绝了人类心灵走入歧途的历史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能在小说中被虚构出来。
毫无疑问，真实的康德击败了这个虚构的康德。
（《康德的诅咒》［英］迈克尔·格利高里奥 著 包慧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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