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印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此行：“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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