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北京日报》“纪事”版以“延安论文”为题，大篇幅回顾了1940年代初期延安蔚为抗战文艺中心的盛况。8月上旬，借着“中央新闻单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的机缘，我首次寻访延安，因为半年多来集中阅读(重读)了一些和延安研究有关的著作：《典型文坛》(李洁非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李洁非、杨劼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延河边的文人们》(朱鸿召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2月)，《革命年代》(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丁玲传》(丁言昭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颜海平著，季剑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8月4日上午参观清凉山新闻纪念馆，特意去了丁玲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居住的那孔窑洞门前凝思片刻。1941年5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次年3月7日，丁玲应邀写下后来给她带来不小困厄的《“三八节”有感》，并于3月9日发表在该报。
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新近再版了上海女作家丁言昭的《丁玲传》，该书附录了一份“丁玲年谱简编”：丁玲是1936年9月18日逃离南京到上海并准备奔赴陕北苏区的，同年10月与聂绀弩一起离开上海赴西安，11月到达陕北苏区；1945年10月，丁玲、陈明夫妇离开延安，转赴东北。
丁玲在陕北生活和战斗了近9年。丁言昭数次引用一篇1937年的文章，其标题就是“丁玲在陕北”。但迟至1999年，陈明编选的《丁玲延安作品集》才得以出版。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是1937年1月13日正式进驻延安的，加之丁玲陕北9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延安以外的区域工作，所以本文中的延安、延河更多泛指陕北苏区。
所有丁玲研究者都会提到她1936年11月刚到保安时受到的高规格接待：11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保安的一孔大窑洞里举行欢迎丁玲的晚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和李克农等悉数出席——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过诗人艾青1941年来延安时所受到的礼遇。随后，丁玲分别去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的窑洞做客。1980年代初，丁玲还回忆道：“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东西呀！馒头夹牛油。”
丁玲在保安“总共只小住了12天”，她与长征到此的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后简称“文协”或“苏区文协”)这一“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1936年11月22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参加并讲话。次日，丁玲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并决定恢复出版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丁玲主编的《红色中华》的副刊“红中副刊”正式创刊，她撰写了《刊尾随笔》作为发刊词。
“当红军”、“到前线去”是丁玲初到陕北时最热切的梦想，此间的戎装照成为她后来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1936年11月24日，戎装加身的丁玲随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等领导北上定边；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经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 1936年12月，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向前线发去了他填的一首“给丁玲同志”的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后改为‘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言昭《丁玲传》集中写丁玲延安岁月的第七章“千秋功罪”的五个章节标题，就全部出自这首词；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第一章“奔向延安”的第二节也用了“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的标题。
此前，只有“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在长征中享有过毛泽东给予的这种殊荣。丁玲能享此殊荣，与其特殊身份很有关系：其表兄是“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在长沙著名进步学校“周南女子中学”受陈启民先生启蒙，陈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新民会会员；彼时，丁玲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是同学，她们在学潮中得到毛泽东支持，一同转学到男子中学“岳云中学”——毛泽东盛赞“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
更重要的是，丁玲作为第一个奔赴陕北革命队伍的现代女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巨大象征意义。朱鸿召援引了一则丁玲晚年的回忆，当她和聂绀弩在西安与陕北来接头的潘汉年会面时，“没想到潘汉年却建议她到法国去进行统战工作”，丁玲“坚持要到陕北”：“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潘汉年最后“有些惋惜地”答应了丁玲。
1937年春，丁玲陪同前来采访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她们1930年代在上海时就相识。根据朱鸿召先生的梳理，中共中央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抗战期间，延安渐成“革命的圣地”。
历史学家高华考证过“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丁玲在《红军长征记》的编选过程中也有不小功劳。而1937年8月12日，丁玲与吴奚如等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先后转战山西、西安；次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丁玲当选为理事。
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中，现执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罕见地拿出了两章论述丁玲，他认为：“丁玲在延安的重新出场，以及她此后整个1940年代的作品和生活，意味着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她在延安的艺术活动是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导演、剧作家和演出的实行者的身份开始的，她为这个团体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构成了她延安时期工作和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作为作家的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写作，李洁非先生在其两部专著中都有精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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