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总体意义，波伏娃这样概括：“他的死，拉下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帷幕。他的生活和生平就像反映一个阶级的一出戏，政治上的解放使得这个阶级所受到的经济上的迫害更无法忍受，这个阶级的胜利被阻挠，无助而又绝望，尽管还在婴儿期，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弯腰退向一旁，看着无产阶级大步向前。”
一些误读
这样的概括给了我们把握鲁迅一个新的视角。这是我们中国研究界值得关注的。从波伏娃对鲁迅的介绍看，虽然较为概括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从篇幅看，鲁迅可以说占了“文学”类作家的最大篇幅。在介绍中，波伏娃虽然也涉及到其他诸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林语堂、老舍等大家，但多是有限的几段甚至几行，而且大都是在与鲁迅联系比较时才提及的。这——我们大约可以认为是波伏娃自行阅读研究得出的看法，同时我们亦可由此感受到鲁迅作为当时时代文学代表的特别地位。
波伏娃特别着重对鲁迅的介绍，除以上提及的情形外，还应当与她的文艺观念有相当的联系。从波伏娃作品表达的思想看，她与萨特一样，都激烈地反对“为艺术的艺术”这种文艺观，认为文学必须干预政治和生活，主张“干预的文学”。这一点，与鲁迅的文学观念，有颇为一致之处。波伏娃在文章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由茅盾和鲁迅在1921年1月领头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其宣言，肯定了文学的政治作用：‘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提倡反映被压迫者‘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这段记述虽然有个误会，即认为鲁迅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国内也有学者闹过这样的误会），但认为鲁迅与此观点接近或大致相同，是符合实际的。这种文艺观念的接近也应该是波伏娃重视鲁迅的又一缘由。
当然，由于收集资料的不易，波伏娃在运用它们时有时显得不很均衡。一方面，她甚至寻读并引用了“左联”的理论纲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等并非广泛传播的资料；另一方面，在资料的运用方面又显得较为仓促，有些地方还颇有错失之处。譬如她说：“1925年，他（鲁迅）发起的《语丝》评论创刊，当时的编辑人员包括讽刺和幽默作家林语堂和小说家老舍。”据笔者查寻相关资料，说老舍为《语丝》编辑显系失误。
另外，她介绍鲁迅“在南京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其实鲁迅当年在南京读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物铁路学堂，均非大学。她说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当选为主席，似乎也有误会。鲁迅是“左联”常委之一，只能说是领导人，而并没有任“主席”职务……但我们考虑到波伏娃当时收集材料的不易，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这样不伤主旨的误会还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看来，波伏娃的介绍更多是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人们的，所以内容在中国读者觉得并不显得新鲜；且行文略觉仓促，但波伏娃毕竟是一位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她对鲁迅的评述，许多见解对我们读者还有启发；她观察问题的方式，也给我们看待同样材料以新的视角。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讲，通过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近半个世纪前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情形。以此与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相比，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和丈量出今天中国及世界发展的步伐。仅就此一点，我们也应该对波伏娃表示谢意。感谢她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关心当时正处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感谢她对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的评述及推许；这是我们今天行文时必须应该表达的。（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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