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0岁的启功，在母亲与姑姑的“安排”下，与从未曾谋面的章宝琛成婚了。
章宝琛也是满族人，比启功大两岁，她虽文化程度不高，却任劳任怨。上世纪50年代，启功母亲病重，生活无法自理，全靠章宝琛照顾。为此，启功自认为无以为报，曾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并郑重地磕一个头，以示感谢。
1974年，章宝琛黄疸肝炎的病情加重，弥留之际，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原来40多年来，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
第二天，启功便整理物品，决定马上搬家到别处，给自己和妻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时，妻子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分给他的一间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直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启功都会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常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
摘编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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