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这个问题提得好，口述历史第一原则是当事人，将军的后人我们采访了很多，但是用的并不多。那些将领不在了，采访不到了,采访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后人，可能是一种方式，但是从口述历史的角度来讲，肯定不如当事人更具有说服力。
Out了，挂了，谁告诉我这些词是哪天出来的？没有。如果我们有庞大的口述历史数据库，我们可以尽可能地锁定范围。
以前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时，会有一定的训练。你对你们的记者有什么样的训练和要求？
崔永元：哥大的是唐德刚先生创意发明的。他们从1948年做口述历史的时候，也没有成形的规矩，也是摸索出来的。我的团队在做口述历史的采访收集和整理，也是在逐渐地摸索经验。一个是像哥大、台北中央研究院和世界各国成形的经验，我们在用，我们也在摸索新的方式。我们现在做笔录，第一步是速记。校对的时候是两个版本，一个是字字对应版，被采访人哼一声，我们的文字上都有；第二版是阅读版，就是像书一样，你可以通畅阅读出来。四次校对完成，才能进入搜索库里。那天我们做校对的小姑娘问我，咱们做字字对应版有什么意义？因为看哼哈的太难受了。我说今天可能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一百年后，对我们库搜索的时候，做语音学的研究，就大有可为：知道人的说话是怎么变的。今天网上说Out了，挂了，谁告诉我是哪天出来的？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有庞大的历史数据库，我们可以尽可能地锁定范围，告诉他和《赵氏孤儿》这个电影出来的时间前后差不多。
我们在用各种方式完善这个规矩，我们在出一本一本的手册，首席记者要出采访的手册，后期的编辑也要出编辑手册，包括文字、图像的，都要出。希望随着我们团队工作的进行，能够出一个完善口述历史的东西。
唐德刚采访的时候，都是一百多次以上，他采访张学良是125次，采访李宗仁也是150多次，他写心得的时候说，像李宗仁的口述能够编成书的只有15%，但是胡适先生的有90%以上，和每个人的严谨和记忆力都有关系。
李峥嵘
我们都来听历史
随着口述历史的兴起，了解历史不仅可以看文献，还可以看录影、可以听录音、可以看口述实录。从“读”历史到“听”历史，为历史学带来的变化，正如《口述史》杂志的创编人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说：它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
口述史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口述史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团队历经8年、采访3000位受访者才完成的作品，展现了动荡年代的狂潮中小人物的命运。平民化叙事和以前的宏大叙事差别非常大。有一集《永远的微笑》，讲三对恋人的故事，有一对很像余则成，他的上级是曹二哥，曹二哥在秦城监狱坐了20年牢，出狱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二嫂后来也成了植物人。他们当年为了地下工作做了绝育手术，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后人。这就是亲历者不开口就无法想象的人性与真实。
口述史不是回忆录，不是普通的聊天。研究历史的人是在与活的资料来源打交道，是在进行双向交流，甚至不止交流一次。由口述史料构成的历史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更加丰富。比如《我的抗战》与当年抗战将士的面对面交流，特别是在关于伪军、战俘等人群的采访上，提供了罕见的细节。也许每个人的立场和记忆都不是百分百客观的，但至少提供了后人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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