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曾代表了中国电影的高度｡上海电影厂,也是历届荣获中国"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最多的电影厂｡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上海电影厂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低迷和萧条｡这不仅是上影的困境,也是当时几乎所有老牌国营电影厂面临的困境｡
"改革找死,不改等死,不改不革安乐死｡"2010年9月,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上影集团总裁､上海电影厂厂长任仲伦在北京昆仑饭店接受了本刊记者长达五个小时的专访,他引用这句当年由一位上影的导演编的顺口溜说,"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我相信,电影不会消亡"
"大家都说,来了个书生,上影搞不好的｡"2003年,任仲伦接任上海电影厂厂长时,他心里清楚,不少人对他并不看好｡
在此前近20年的时间里,任仲伦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看电影､研究电影､教电影､写电影评论文章和管电影｡那时,他是电影圈内有名的学者,但对于管理电影企业,他没有任何经验｡
毫无疑问,上影曾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从建国初期的《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到改革开放后的《庐山恋》《高山下的花环》《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一大批作品都已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然而,2003年,在中国电影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上影的企业负债率高达76.8%､银行欠债达5亿元人民币｡
当时,由于彩电和VCD的普及,已经很少人再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全国各地的许多影院都在靠卖羊毛衫､音像制品等为生｡上影近3000名职工,一年只拍摄两三部影片,税前利润仅200万元,主创人员的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拍出来没人看,拍一部亏一部,大家都不愿意拍｡不拍片,就没有收入来源,职工只能维持很低的收入水平｡"
得知任仲伦将要接任上海电影厂厂长的消息,上影的著名导演谢晋曾劝他,"做官"不如"做学者"｡放着逍遥自在的大学教授不当,去接下上影沉重的担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决定,任仲伦却几乎连内心挣扎都没有就完成了｡他的理由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能够实践思想,显然比在大学里传播思想更有价值｡多年来,看了1000余部中外电影,写下600余万与电影相关的文字,长期对电影的理性研究使他坚信:"电影不会消亡,更不会被电视所取代｡"他认为,好电影是以文学为基点,而在传播形态上又比文学更自由,更直观,更易与普通民众交流｡"电影是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乌龟的觉醒
"第一个礼拜,只做了两件事:讨钱和借钱｡"刚一上任,任仲伦立刻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巨大压力｡
上任第三天,任仲伦接到通知,离休干部要提高房贴,需一次性支付1070万元｡当时,整个上影厂的流动资金只有1700万元,而每年银行贷款的利息高达3000万元,人力成本高达1.5亿元｡任仲伦只得想办法讨回一笔上影卖房产未收回的余款500万元,又向上级借来500万元,才勉强付清了离休干部的房贴｡
任仲伦将当时老牌国营电影厂的处境形象地比喻为"新龟兔赛跑":国企都是乌龟,背着重重的"壳",以上影为例,离退休职工2800名,比在职职工(2700名)还多｡过去,制片业是乌龟专用跑道,只有国有资本可以进入,乌龟们可以闲庭信步地慢慢跑,生产的影片由国家统购统销｡可随着市场放开,制片放开了,跑进来了许多外国资本的洋兔子､民营资本的野兔子,其中有一些兔子渐渐熟悉了跑道,跑得超过了乌龟｡这时,"乌龟"怎么办?任仲伦的答案是:学习｡
任仲伦到美国考察了两周,拜访了美国电影协会和迪斯尼､米高梅等7家著名电影公司｡每到一个公司,他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拍电影赚钱吗?靠什么赚钱?
至今,任仲伦仍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最怕被人描述成娱乐界的老板,但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如何赚钱了｡"当电影学教授和电影厂厂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是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从艺术的角度看电影,而且可以保持自信,因为你的思想很少被实践去证明或证伪;后者则必须是现实主义者,要用产业的眼光去看电影,你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赚钱,而且你的每一个决策都随时被市场证明或证伪,你无法自以为是｡"
美国之行,任仲伦最突出的感受是,两国电影产业的架构完全不同｡中国是苏联式计划体制,制片､发行和放映是三个各自独立的环节,电影制片厂只负责制片,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电影拍摄完成后,由国家统购统销;最后,发给各地电影院放映,它们属文化局管理,与电影系统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影业集团则往往是"制片+发行+放映",形成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于是,三个环节相互支撑,实现利益最优化｡"制片业就好比石油行业的勘探业,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电影院线则等于加油站,细水长流,带给你充沛､稳定的现金流｡"
于是,任仲伦将上影未来的战略目标确定为"产业链完整､多片种发展､中国一流､具有海外重要影响的大型影业集团"｡直到今天,任仲伦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六年,我们就做了三个字:产业链｡"这三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井蛙理论":开放逼改革
宏伟蓝图画下后,2004年成为改革最困难､矛盾最激化､最惊心动魄的一年｡上影成为上海第一家事业转企业的文化单位,改制涉及11个单位2541人｡
任仲伦说:"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怎么样才能让井蛙知道天其实很大呢?一种方法是,派人每天把井口挖得更大些,但是,不知挖到何时才能让井蛙彻底觉悟｡另一种办法是,直接去找稻田里的青蛙,它们每天都能看到满天星斗,它们可以告诉井蛙,真正的天究竟有多大｡"
任仲伦的意图很明确,要把门打开,和"最优秀的人"､"最合适的人"合作,并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十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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