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之后，很快投身于抗日活动。他主编《星洲日报》副刊，一面继续保持与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联系，广邀内地名作家撰稿，一面注意扶植当地的新生力量。他在《星洲日报》副刊上刊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中国的新四军》，并且加了编者按语；他甚至与经历过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成仿吾取得联系，向成约来文稿。他领衔发表过《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要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日军在马来亚登陆，他又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号召华侨向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在担任星华文艺界战时工作团团长期间，他更是终日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一度声音喑哑。他还多次为内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募集捐款，并且集资捐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人作过统计，郁达夫寓居新加坡期间，写下的诗文达四百多篇，其中在代理《星洲日报》主笔时写下的许多宣传抗日的社论，更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1940年3月1日即与王映霞协议离婚。他的许多诗文，是在“异国飘零妻又去”的情况下写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我们不难想见他心头的不堪承受之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1月新加坡就告急了。郁达夫托人将爱子郁飞送回国内，自己则留了下来。名画家刘海粟准备回国时，曾邀郁同行，郁说：“我肩负抗战工作，不到最后关头不走！”决心坚守阵地。后来新加坡陷于敌手，达夫不得不向苏门答腊转移。他改名易姓，开始蓄须，学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流亡期间，他一度吃番薯叶，喝腐叶水，贩盐卖酱，度日维艰。后来他到达西部高原小镇巴爷公务，以商人身份潜伏下来，不料日本宪兵发现他精通日语，迫令他去武吉丁宜宪兵分队任通译。他身陷虎穴，处境凶险，但面对强虏，斗志未衰。他在逆境中一次次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抗日分子、印尼群众和华侨，也掩护了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秘密活动。郁达夫在流亡途中写过“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的诗句。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战斗誓言。八个月后，他以患肺病为由，艰难地从虎口脱险而出。他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办酒厂，办农场，“留取吴钩拼大敌”，进行曲曲折折的斗争。
郁达夫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1945年8月15日他从侨长口中获悉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正当他和朋友们筹备热烈庆祝胜利的时候，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日本宪兵队知道郁达夫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8月29日夜，他们将达夫诱骗出来，暗杀于丹戎革岱的荒野之上。达夫到南洋后哀吟的“新营生圹在星洲”一诗，不料竟成谶语。一代才人，就这样从人间消失了。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65周年。我们在缅怀这位爱国诗人的时候，不禁要问：在郁达夫死难事件中，除了元凶日本宪兵，戴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郁达夫“别有戴天仇恨在”，他立誓要“先逐寇，后驱雉”，可惜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郁达夫死得太悲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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