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后，世界从冷战进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瑞典学院态度的变化：不再强调绝对的“民族性”，从“东方主义”的视角中脱离开。千野政拓教授告诉记者，大江健三郎获奖的时候，日本文学的翻译作品和海外的读者都已增加，而诺贝尔文学奖对西方以外文学的关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诗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尔、加勒比诗人瓦尔科特和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这些作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同时立足于本国文学，又不局限于本国的文化传统，而往往将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到当今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来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无疑带有对川端康成演讲的讽刺，但他也并非“抛弃了传统的殖民地心态”。大江健三郎在演讲词中说：“我所谓的日本的‘暧昧’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经济繁荣也没有能摆脱这种疾病，而伴随着的是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光照下出现的各种潜在危险。”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欧的同时却并未被接纳，而在亚洲本土，则由于侵略者的角色愈发孤立。政治与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为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无法再完全认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关注的反战、反核等话题是与西方共享的，他所书写的是带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性、充满了反思的日本。
诺贝尔颁奖辞便称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对“东方性”的观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于本土，同时表现普遍性的能力。
莫言：独特的“乡土”
其实，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谁最靠近诺贝尔奖》的文章，其中将莫言列为第一推荐对象。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包括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人性的怪异、历史的异化、民族认同等等，这些既是现代性的表达，又充满后现代的蛊惑人心的意味。”可以说，莫言独特的“乡土”经验和传统、现代杂糅的书写形式令他能够不限于中国，而对世界文学具有新鲜的冲击力。
瑞典诺贝尔博物馆文学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弗雷德告诉记者，许多欧洲读者，包括他自己，都觉得莫言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锐利的感官细节的描写。他说：“当我读完《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仿佛能在指尖嗅到腐烂的蒜薹的气味。美与丑、苦难和幽默总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如影随形，而伟大的作家总能描绘这类不确定性。”他认为莫言的写作生动有力，充满暗喻，震撼人心。
他相信莫言的获奖帮助西方读者打开了新的文学视野。对他们而言，莫言的作品既有有趣的异国情调，同时也揭示了普遍的人性。
在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辞中，称他为“诗人”，说：“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认为，因为是表征某种集体无意识，好作家必定会书写生活其间的某个共同体，所谓的“乡土”也不应去政治化、去语境化，变成一种抽象的全球性的“乡土”，而应当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莫言所写的“高密东北乡”正是因为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逃离了单面的危险，他的作品大都正面处理中国的农村经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运动下的农村，具备了相当深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才是莫言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诺贝尔颁奖辞中说：“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大江健三郎曾说，他和莫言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同在古老的亚洲这片土地上，而这个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可以说，莫言充满历史的具象苦难、执着于乡土而又超越乡土的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青睐毫不奇怪。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莫言的获奖释放了中国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和压力，同时，莫言的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化正日益受到世界关注。而当下既融入世界潮流又具独特性的中国文化，恰能在莫言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这是一种不对立的、大气的文化。他说：“莫言作品中强烈的高密乡的想象，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学中都是独特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创作与生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独有的源泉。不少书写乡土的拉美作家，也曾受过西方教育，而莫言则是以自己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书写了20世纪民族的历史，在他的作品中，用充满内爆力的叙述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极限，一种中国人永不屈服的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 黄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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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每年颁发一次。布克国际文学奖则是由布克奖主办机构于2005年创立、作为前者补充的奖项。该奖面向全球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每两年颁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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