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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访谈

2014-04-08 09: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梁雪波 阅读

  诗人必须保持对语言的忠诚
  ——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访谈

  采访人:梁雪波
  受访人:肖恩·奥布莱恩(Sean O’Brien)
  翻  译:梁俪真
  时  间:2013.4.15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专家楼

梁雪波与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

梁雪波与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

  问:首先很高兴认识您,欢迎您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南京。这是您第一次到中国参加诗歌活动吗?此次中国之行给您的印象如何?

  答:谢谢!到这儿来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加诗歌活动。我很激动,到中国已经有一周了,中国地域广阔,有庞大而古老的文明,哪怕对中国只有匆匆一瞥的认识,也足以令人兴奋。

  问:中国文学在国际上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起了很多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强烈兴趣。诗人庞德说:“文学的伟大时代也通常是翻译的伟大时代。”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外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形成了一股持续至今的外国文学热。而我们知道,西方诗人也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激发创作的灵感,寻求打破诗歌边界的通道。请您谈谈您眼中的中国诗歌。

  答: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英语读者经常通过一两个渠道来认识中国诗歌,一个是阿瑟·威利的翻译,另一个就是艾兹拉·庞德的翻译。在英国可能差不多还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就是通过这两位译者。但是最近在西方的中国诗人比如说杨炼,他的影响就比较广泛。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是类似杨炼这样的诗人就让西方知道当代中国诗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玉梯》的出版,《玉梯》由杨炼选编,并与他的诗人朋友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霍布恩(Brian Holton)合作翻译,这本诗歌选集容量很大,也充满了野心,体现了当代诗歌的多样性。我作为读者对于中国诗歌的当代性感到很惊讶。这本书对英国读者是一个很具诱惑性的选本,因为英语读者从翻译作品中总是希望找到新的想象空间。所以我作为读者,还只是在吸收当代中国诗歌的影响。我充满兴致地阅读这本书,但我还没有信心对其进行系统的评价,阅读这本书的兴奋远远超过了去评价它的信心。我还需要一些时间继续阅读,以避免对其评价得不够准确。另外,经济的提升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增加,这是很明显的,人们都希望多了解中国。

  问:但是这种双向的翻译和交流似乎并不全然对等。据我所知,例如在西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和认可度要高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在《玉梯》之前;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西方诗歌的了解普遍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熟悉的西方诗人主要是T.S.艾略特、布罗茨基、金斯伯格、普拉斯等等,对西方当代诗歌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西川说,这种滞后至少有三四十年。您是否认同这个判断?您觉得造成这种差异是什么原因?

  答:这取决与读者和诗的关系到底是强还是弱。真正的诗歌读者总是很好奇,总希望去发现新的想象空间。说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读者心中的地位比当代诗歌高,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另一方面,接受信息少的读者会认为古典的要强过现当代的。我们知道文化趣味是先形成小众,然后再扩散到大众。更关键的是经过启蒙的读者的想法比没有经过启蒙的读者的想法要更为重要。至于你说到的中国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好判断,我想西川这么说肯定有他的根据吧。在一种新的语言里,读者的接受经常是滞后的,比如在我居住的英国,很多年轻的诗人对纽约诗派很感兴趣,而纽约诗派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就不再运作了。对于什么是当代,取决于就历史来说我们身处何处,取决于你在和谁对话。有一位英国著名批评家举过一个事例,他碰到一个老人,谈到与诗歌相关的话题时,他想应该举一个老人熟悉的例子,他就举了罗伯特·弗罗斯特,这个老人就说弗罗斯特对他来说“太现代了”,而那时候弗罗斯特作为一个著名诗人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

  问: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翻译和传播的滞后,造成了当代西方诗人在中国读者中的缺席现象。但愿这种情况以后会逐步改善。我想对于大多数热情的中国诗人和中国读者来说,对您还不是太了解。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的写作经历?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您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始写诗的,或者说,诗歌如何找到了你?

  答:我出生于1952年,是纽卡斯尔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的教授。至今出版了7本诗集,2012年11月出版了我的诗歌合集。同时也写戏剧、小说、批评,同时我也是一个编辑,翻译家,也做一些广播方面的工作。我从1967年开始写作,当时我有一个英国文学老师教我们T.S.艾略特、泰德·休斯的诗歌,读了这些诗歌后我感到诗歌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物,所以我决定自己写诗。这是我一直在做的。我对T.S.艾略特、泰德·休斯的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令这个世界更加真实,似乎语言部分也在创造着世界。我后来一直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将诗歌视为一个想象的世界。至于主题方面,我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政治、地方,以及想象力的作用。

  问:说到T.S.艾略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诗人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荒原》、《四个四重奏》。

  答:对,还有他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及一些叙事诗。泰德·休斯的诗歌特别感染我的是那首《风》——“房子已经在远远的海面上漂了一整夜,/树木在黑暗中发出断裂的声音,群山低鸣,/风涌向窗下的旷野……”。

  问:您刚才说到,最初写诗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的,这涉及到欧美国家的“诗教”传统,初学写诗者可以在一些著名诗人的指导下学习写作。中国传统教育中是重视“诗教”的,但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以及现代教育中功利主义的倾向,诗教传统没能很好地延续下来,中国当代诗人基本上都是通过自我教育走向成熟的。有一个观点认为,诗人是不可能通过大学教育或写作班“培养”出来的。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能否介绍一下英国在“诗教”方面的情况?

  答:当我谈起我的诗歌老师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谈论50年前的那段历史,我的个人经历是比较独特的,那时候英国大学里并不存在指导写作的课程,在美国倒是有的,一直到1980年代创造性写作才在英国大学作为课程出现。一个事实是,诗人的确需要通过自我教育;而最近的事实是,确实有很多人对写作充满了饥渴,他们在大学从事创造性写作的学习。作为创造性写作专业的教授,我不能给任何人以他不存在的天赋,但是能帮助人们发展他已经存在的天分。

  问:那么您觉得除了天赋、知识这些必要的条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答:这是一个神秘的事物。重要的一点,一个诗人应该关注他所使用的语言,关注所使用的媒介,这样的写作才是可靠的。我们知道,日常语言的使用经常是功利性的,人们时常忽略了他们使用的词语,而词语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问:中国诗歌与英语诗歌都有悠久的历史,这两种传统之间如何进行深层次的对话,通过一两次短暂的国际诗歌活动是无法满足的,我想活动本身更多的是创造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契机。您对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有哪些感受?有什么好的建议?在此方面,您在未来会有一些计划吗?比如将优秀的中文诗歌译介到英国。

  答:非常有用的一点就是让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见面,同时一起互相翻译,这就是我们这一周参与的诗歌活动的内容之一。我曾翻译过但丁的《地狱篇》,西班牙黄金时期的戏剧,以及其他的作品。我对翻译中国诗歌很有兴趣,也希望能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星期我翻译了一首杜甫的诗歌,还有一首翟永明的。这让我对更深地探索翻译中文诗歌有了更大的兴趣。

  问: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形式意味,它通过平仄、顿(音步)、韵(押韵)等等形成一套成熟的技艺,这种写作模式体现出一种形式的深度,但是后来却日渐僵化而形成了桎梏,新诗自由体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限制。但是我们看到,即便通过一些激进的手段,传统也并没有被轻易地打败,传统的存在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按照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的观点,传统是一个急切渴望着来到现在的资源。您对诗歌传统怎么看?诗人如何在传统的压力下保持自身写作的独立性?

  答:你描述的这个情形我感到很熟悉。有一些诗人的确为传统所束缚,我却从另一方面认为,传统提供了一种机会。这不是关系到重新制造传统元素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重新发明。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庞德、叶芝,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与传统保持联系,尽管他们是传统的改变(改良)者。庞德说“技术是对真诚的考验”。我对于不能用技术工作的人感到很怀疑。

  问:谈到技术和翻译的问题,比如您提到的庞德,他作为汉语诗歌的译介者,注意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但是忽略了古诗由平仄、押韵所产生的音乐性,而音乐性恰恰最有可能成为被翻译遗失的部分。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诗句体现出语言和视觉上的完美的对称,但是它很难通过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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