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扫描

　　开放的词场及其敌人
　　——“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扫描
　　　　　　
　　■ 梁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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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过，历史是没有意义的，但人们能够赋予其意义。波普尔素以理性、开放、人道主义的思想著称，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书本上的所谓历史都是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这种历史无视那些隐匿的、无名者的眼泪和痛苦，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它与诗歌和宗教的历史、与人类良心是严重违背的。同样，对于丰富性和多元性的历史来说，任何一种整体性的描述都是有选择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独断，本质上带有“封闭社会”的思想气息。

　　波普尔关于“封闭社会”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在一个“封闭社会”里，自由和多样性没有其合法的位置，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感到陌生，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社会机制构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崛起的时代背景。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先锋文学与官方体制的二元对抗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紧张，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今，伴随着由上而下的经济体制变革，社会文化日益呈现出参差多元的开放格局，就诗歌领域而言，诗歌民刊的大量涌现从根本上消解了官刊独大的传统优势，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局限于纸媒的发表模式，使诗歌的传播更加迅速便捷，有效地推动着文学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躁动和混乱也充斥其间，复制和仿写似乎变得越来越轻易了，写作的伦理和文本的细查往往经不住严格的追问。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我们收获到的杰作极为有限，却目击了太多的表演、太多的失望，因而愈益暴露出这个时代的诗歌之轻。作为在意识和技艺上彰显探索性和先驱性的先锋诗歌，迎来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在一个开放的词场里，先锋诗歌将面对更为复杂暧昧的社会和语言的丝绒囚禁：权力游戏操控的文化大国梦，强行植入历史的资本力量，民间与体制的边界互渗，传统的阴影，词语与现实的关联之惑，消费主义语境的强大消解，语词禁忌背后的专制幽灵，中产阶级的矫饰情调，似是而非的流行中国风，以反道德策略寻求上位的粗鄙化的草根书写……

　　先锋即意味着与上述一切的对抗与决裂，意味着在混乱的价值现场鲜明地展开信念的风旗，在语言中提炼金色的锋芒。因而，一次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确证显得十分必要。由诗人发星主编的诗歌民刊《独立》推出的“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对近十年来先锋诗歌的理论和文本进行了一次集中展示，其代表性和厚重度都是近年来国内诗歌出版物中所绝无仅有的。虽然“十大流派”的划定难免会因为各人诗学标准的不同而引起争议，但从发星的编后记中我们了解到，该专辑的编选并非草率之举，而是在著名先锋诗人、诗学理论家周伦佑的“诗歌流派学”理论指导下，依据确认流派的基本标准，对活跃在新世纪的诗歌群体进行的一次严格甄别与客观扫描，通过十大流派在理论上与文本上的双向印证，真实呈现新世纪十年来先锋诗歌发展的创作实绩，它不仅是一次先锋诗歌的集束亮相，更为诗歌异端们的精神对话提供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开放场域。对于当代诗歌研究，尤其是流派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历史总结，其史料性与见证性使该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尤奈斯库说：“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他发奋要使它解体，起来反叛它，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制度似的，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没错，“否定性”正是先锋派最拉风的标志，它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反对国家主义美学，反对中产阶级趣味，反对腐朽的审美观念，反对陈词滥调，反对平庸，反对秩序，反对平衡，反对专制，反对和谐，反对风格，甚至反对自身。真正的先锋就是在摧毁中建立，在变构中生成，在孤绝中锐进，在失败中成就。先锋派永远保持着前倾的姿势，而艺术变构始终是先锋派的核心。先锋派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叛逆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既有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上。而这种变异或变构通常是以一种激进的、集群作战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周伦佑先生概括指出的“流派”和“先锋”之间的关系：“流派是先锋的突现和锐进方式”。

　　此次《独立》推出的“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有：“非非主义：后非非诗歌”、“《独立》：地域写作群体”、“《存在》诗群”、“打工诗歌群体”、“北回归线诗群”、“新死亡诗派”、“垃圾诗派”、“《活塞》诗群”、“神性写作诗群”、“现代禅诗派”。这“十大流派”，在诗学理念和美学实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显示出编选者开放的视野和兼容并包的气量。集中阅读带来的不仅是强烈的精神愉悦，更像是打开了头顶上方晦暗的天空，当网络和纸媒上发表的大量平庸的诗作败坏了阅读口味的时候，终于有一片灿烂的星群从黯淡的眼眸中升起。因此本文首先是以一个致敬者的诚意记录下阅读学习的体会，同时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及疑问或不同的观点。本文无法对各流派的理论和文本进行系统全面的评论，因为时间和能力所限，在此只想真实地呈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惑，与发星兄以及各位诗人朋友们商榷。

二

　　在“十大流派”中，只有“非非主义”是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以周伦佑为首创立的“非非主义”诞生于狂飙突进的80年代，以“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颠覆了旧有的诗歌理念和写作模式，成为“朦胧诗”后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关于“非非主义”的批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长期以来，在批评界似乎一直流行着一种俗见，认为“非非主义”的“理论大于文本”，语含贬低之意，很多诗人也跟着人云亦云。但其实理论自有理论的价值，并没有谁规定文本的地位就天然地高于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他的小说戏剧相比，哪个大哪个小？你只能说，它们是相互创生、相互印证的，不对等很正常。事实上，“非非主义”既有相对自足的诗学体系又有大量的原创诗歌，本身就包含了理论与文本两个方面的成果。从另一方面说，理论大于文本也是正常的。既然是理论，尤其是像“非非主义”提出的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都有可能存在着理想化的一面，以至于在落实到文本的过程中难以达到完全吻合。这其实很正常。以此来看，马拉美的“纯诗”理论、瓦雷里的“绝对的诗”都大于他们创作的诗歌文本，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并进而否定他们的诗歌创作呢？更为有趣的是，批评界一方面存在着这种偏狭的判断，一方面又在对“非非主义”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对文本的解读不够充分。其原因，与“非非”文本的丰富性和先锋性有很大关系，很多批评家缺乏文本细读的能力，摸不着进入其中的路径，只好避重就轻，仍然停留在对非非主义理论的重复阐释上。

　　“非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以1989年为界，以《非非》复刊号的出版为标志，非非主义分为“前非非写作”和“后非非写作”两个时期。“后非非”成员经过了重组，并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之士，他们的写作成果不仅在诗歌上，还有思想随笔和诗歌批评等等，但都更加体现出“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的刀锋立场。目前，关于“后非非”的批评研究还不多，评论界大多还停留在对“前非非”时期既有成就的不断重复认定上。在当下的时代氛围中，“后非非”提出的“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立场，更需要勇气，也更加难能可贵，它源自于周伦佑个体命运的惨痛诗学，因此先天地就饱含着血性对抗的色彩；同时它也是对“前非非”诗学路向的一个矫正，即由文本转向人本，由拆解转向启蒙，由语言革新转向精神重建。从“前非非”到“后非非”的转变，凝结着个人和时代的创痛，同时又是后极权制度下一种知识分子反抗诗学的必然逻辑。

　　以周伦佑为核心的“非非主义”是新时期诗歌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涉及范围上它与以下文化思潮和文学领域有密切关联或有过交锋：文革后期的地下写作、80年代诗歌运动、四川诗歌运动、第三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八九事件、后极权文化、下半身写作、介入与闲适、体制外写作与体制内写作、前非非与后非非、中国诗歌民刊发展史、中国诗歌流派学、中国先锋诗歌发展史……也许是“非非”太庞杂了，时间跨度也大，理论和文本又比较艰深前卫，还会涉及到某些敏感领域，所以在一个以现实利益权衡一切的学术环境中，研究者们的望而却步也是可以想见的。

　　“十大流派”专辑选取了“后非非”代表诗人的作品，除了周伦佑、蒋蓝、陈小蘩、董辑、袁勇、雨田、陈亚平、龚盖雄、邱正伦、孟原等往日骁将之外，还增加了梁雪波、周兴涛、野麦子飘三位新锐力量。“非非”仍在先锋诗歌的道路上前行着，决意与一切束缚自由的体制性力量死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