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启蒙”时代的奥德修斯
梁雪波
荷马史诗《奥德赛》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中描写了英雄奥德修斯的传奇旅程。诗中第十三卷写到：历经种种艰辛、在海上漂流十年的奥德修斯回到了故乡伊萨卡，当他于“甜美的酣睡”中醒来，却见石壁陡立、树木高耸、迷雾笼罩，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1]经雅典娜女神的变化之手，以足智多谋著称的奥德修斯竟然认不出自己的故土！他“踱走在涛声震响的滩沿”，因悲念故乡而痛哭流涕。好在雅典娜女神及时现身，恢复了伊萨卡的本来面目。为了帮助奥德修斯复仇并夺回自己的宫殿，雅典娜将其变化为一个衣衫褴褛满面皱纹的老乞丐，让人们无法认出他，视其为异乡人……
可以说，正是荷马的《奥德赛》开启了西方诗歌伟大的源头，并作为一种总体性的隐喻，成为后世写作者不断参照的神话原型。奥德修斯的漂泊、归乡及变形的精神历程，成为整个文学史不断再生与重写的永恒母题。注目耀眼的文学星空不难发现，从小迷恋荷马史诗的詹姆斯·乔伊斯正是从奥德修斯的故事里发掘了构筑其小说意识流的平行基石，而卡夫卡让小推销员在一夜间变成了大甲虫，一生漂泊不定的里尔克则在天使的召唤中写下了充满乡愁感的哀歌杰作，从忧郁的抒情诗人一跃成为攀向神性维度的强力诗人。
“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别，相互辨认。”几年前，当流亡海外的北岛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否以此喻指一位当代的奥德修斯呢？极有意味的是，北岛，这位“今天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在海外漂泊了十多年后，也终得以完整的肉身和文字回到庞大的中文读者之中。2003年由大陆出版了北岛自1989年后的首部简体中文诗集《北岛诗歌集》。这本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甚至没有前言和后记等任何交代的书静静地出现在书店里，却很快热销起来。那些熟悉和喜爱北岛早期诗歌的人们仿佛再次聆听到那高昂的声音从书中响起，敲打着日益沉沦的衰颓之身。一些激动的诗歌信徒甚而转借北岛的诗句，称这位80年代的“文化英雄”，已经“如期归来”！
然而，在这分崩离析的亚细亚大陆，昔日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神话早已破灭。“当你归来你将成为陌生人”。北岛诗集在热销不久就遭到了质疑，人们普遍对诗人流亡海外后创作的诗歌感到困惑与失望，这就是那个写出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吗？随后出版的散文集《失败之书》也再度遭到批评。书中描述了颠沛流离的异域生活使诗人感受到的种种不适、尴尬和虚无，有顾影自怜也有自我解嘲。作为诗人散文，其文笔之精湛不可否认，但缺乏对人性和精神的洞察与探究。以至于有人宣告说：北岛已经“失魂落魄”！
这种失望情绪说明了什么？显然，今天的诗人形象已与人们的心理预设无法重合。那么，这巨大的裂痕透射出怎样的变化？曾经是大众偶像的诗人如何失去了公共性？曾经最具有活力的启蒙话语是否已经耗尽了它的意义？十年之间我们的时代语境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而在时代的急流中，一个敏锐的诗人又是如何进行着他自身的“变形记”？在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挣扎、取舍和隐痛？当此时代，启蒙又将如何成为可能？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追问。
（一）
越过粗暴的道德审判和简单的结论，北岛冷峻而瘦削的面庞闪耀在昔日的光辉中。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崛起的70年代末，正是一个彷徨、蜕变的时期。“文革”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强权和压制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年轻一代在轰然崩塌的价值大厦前一时找不到思想的起点，普遍感到苦闷彷徨。站在时代的废墟上，北岛率先发出了怀疑和否定的声音：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北岛《回答》）
这高亢的声音大胆质疑荒谬的现实，向不合理的世界发出了“我——不——相——信！”的愤怒喊叫，给一代人的心灵造成强大的震撼。“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的诗以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宣告了一代人自我意识的成熟。那就是基于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对文革所造成的价值倒错、人性扭曲和异化的批判，对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的肯定和张扬。在《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宣称：“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诗的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2]
北岛写道：“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3]要确立一代人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对历史进行虚无化处理：“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才能辨认”，“历史是一片空白/是待续的家谱/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但是历史过于沉重，“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诗人却不得不用暴力的方式反抗压力：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
（北岛《履历》）
消解历史意义的目的是要使新一代人取而代之，并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而确立一代人价值的场所是“广场”：“我需要广场/一片空旷的广场”，“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这种强烈的广场意识使北岛一代和父辈之间形成一种紧张对抗的关系。在这种对抗中，北岛不自觉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家族式的、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意象奇崛多变、节奏急促、音节短促有力，好用判断句。这种激烈和狂暴的诗风，正是时代打在北岛身上的烙印。面对严酷的环境，北岛以坚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勇于受难和殉道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个时代的“逆子”：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北岛《结局或开始》）
当红色恐怖的压力犹存，反诗歌的国家意识形态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北岛的诗歌穿透黑暗的地层，以英雄主义的激情行进在文化废墟之上。它审判刽子手，悼念烈士，嘲讽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复归。这些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诗歌，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
（二）
从“五四运动”接续下来的启蒙火种，在整个80年代热烈地燃烧起来，并形成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的经典表述里，启蒙就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公共地运用理性反思，使人类脱离不成熟的状态，“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在康德的文章里明晰地指出：一、公众需要启蒙，但归根结底是进行自我启蒙；二、必须是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私下里的运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灵感，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把对现实中国的批判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反传统、反专制，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解放，成为文化领域最集中的表达。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大量译介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在思想文化领域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讨论和表达，并建构起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思想界。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诗人在大学校园、街头和广场更成为受人注目的“文化英雄”，像如今的电影明星一样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1984年秋天北岛参加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亲自领教了诗歌爱好者的“疯狂”。后来他在散文《朗诵记》里记述了当年的情景——
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那是一个全民诗歌的时代，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启蒙者和布道者的角色——也许这真是一个“戴错了”的面具。1989年，当年轻的天才诗人、“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在山海关慢车道，以自己脆弱的肉身迎向象征着工业文明的巨大机车碾压而来，一个诗歌神话的时代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宣告解体。海子之死迫使人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和根据。短短几个月后，广场上骤然爆响的枪声再次打碎了知识分子的激进理想，刺耳的呼啸过后是长久的空白和惶惑，一个启蒙的、抒情的时代在强行进入历史的血迹中步入终结。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对消费市场的推动，人们压抑已久的对自由市场的向往迅速转化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巨大驱动力，物质欲望空前膨胀，一轮又一轮的经济狂潮席卷中国。在文化领域，以言情、武侠小说、港台影视剧和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则迅速占领了人们的精神虚位。它在解构文化专制“一体化”的同时，制造出或温情脉脉或暴力刺激的世俗化幻觉，以此缓解现代人价值失衡后的精神焦虑，但也同时悬搁了对当下现实的关切和批判。在巨大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大众消费文化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精英被排挤到话语边缘。一些知识精英退回书斋，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而另一些人则投身于市场，向大众传媒频频献媚，不遗余力地兜售性、暴力、个人隐私等空洞而廉价的文化符号。近几年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化又呈现出另一种文化特质，网民们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网络游击战，叫好和谩骂的口水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它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商业文化以及日趋官僚化的学院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了21世纪多元、暧昧而又模糊的文化景观。
在理论界，对启蒙话语形成冲击的还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然而，那却是一场生吞活剥的理论侵食。一些国内学者完全不顾中国的具体现实，直接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横向移植过来，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进行批判。他们断言，到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失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4]然而，“后”学家们在解构启蒙话语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树立起了新的话语霸权，语言成了一柄双刃剑。
另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社会的降临，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改革理想，但是市场经济并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而农民更是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中国社会问题时，曾经是最具有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却逐渐丧失了批判和诊断的能力。[5]因此他们宣称：启蒙已死！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后启蒙”的时代。后启蒙的时代消解一切中心和终极真理，拒绝深度和意义，赝品和废话充斥着文化空间，具有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成为被大众耻笑和遗忘的对象，文学尤其是诗歌失去了对大众说话的能力，越来越深地堕入自说自话的“个人深渊”。
两百年前，诗人荷尔德林忧思神圣的缺失和世界的黑夜状况，不竭追问：“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那么，在这个“后启蒙”的时代，诗人又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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