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的标准总在改变
《文化广场》：我还注意到您平时对北岛、顾城、多多、翟永明等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成就评价颇多且高。可以说您是把诗歌放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上比较凸显的位置。如果再拓展开看，文学史的撰写范畴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有没有其他体裁加入的可能性？或者说，文学史有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顾彬：可能到了当代以后，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学体裁才是诗歌，最差的是长篇小说。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诗人们，不少属于世界文学。原因很简单，他们没办法考虑到市场，他们只好为写而写。他们不能卖自己。因为(优秀的)话剧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短篇小说出版社不太想出版，所以除了诗歌与长篇小说以外好像才还会有中篇小说与散文的体裁。中篇小说的读者也不多，它们的作者不一定属于世界文学。至于散文，德国、中国都有很不错的散文家、小品家。不过， 德国人不看散文等。
我自己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强在于：第一，诗歌；第二，在于散文；第三，在于短、中篇小说。其他的别提。
《文化广场》：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希望打破传统文学史编写的陈规旧条，迄今26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口号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若有，期间产生了哪些比较令人满意的文学史著作？若没有，文学史的编撰是否还处于困境之中？
顾彬：陈思和重新写的文学史写得很勇敢，基本上让我很满意。他当然碰到一些困境。太敏感的问题还不能用太开放的态度来谈。除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外还有一种中国文学史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James Liu:Outlines of Chinese Literature，才100页，不过作者懂怎么用最短的句子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
《文化广场》：您曾说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但我认为，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面对考量的对象和资料的庞杂性，所以重估作家和作品价值也可以构成其中一个本质特点。不知您现在有没对以往文学史上地位评价很高，或被忽视的作家作品进行反思？若有，可以举例谈一下吗？
顾彬：为了重估我们需要标准。不过我们的标准老在改变。这个现象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我的标准很简单。语言是一切的。还有形式与思想。原来我不太重视冰心。可是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不得不再看她的诗歌。突然我发现她的白话诗写得很清楚。鲁迅与胡适不能用白话来写好诗。
《文化广场》：像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饶雪漫这些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已经走过许多年头，若有考虑修订中国文学史，您会考虑把他们写进去吗？如何看待这批年轻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顾彬：他们是一种社会的现象。他们与记者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再从社会来看文学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史也应该包括他们一批人。如果要从文学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作品，可以提到它们，把它们变成一个社会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他们年龄大一点，记者们会丢掉对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读者更是会这样。
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
《文化广场》：文学史的编撰多是集各家之所长，体现大家兼容的特色，但也不乏个性化很强的著述。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又如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您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著又有什么看法吗？
顾彬：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观点、方法。太多文学史意思不太大。原因是学者没有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心得。
《文化广场》：作为中国大学里的一门重要课程，文学史的设置在早期是对日本、欧美学制的模仿。有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到国外的教学亲历，觉得文学史的重要性在中国被夸大了，国外大学则是注重对于具体作品的感受，如此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反而比中国学生更深。据您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外的游历观察，可否也讲讲国外高校是如何看待文学史的？
顾彬：德国从小学到高中学校通过个人的作品教文学史。在大学基本上也会这样。老师的目的是告诉学生他们应该看过、知道哪一些作家的哪一些著作。我在波恩大学教过快10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讲到王家新结束。同时给学生们分析经典。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不少博士生用我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特别是现代、当代文学的价值与特点。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当下中国学界是否高估了文学史的地位？
顾彬：是的，也是对的。德国也高估了。如果我们没有历史书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人，因为我们没办法交待我们的历史。虽然我批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我还是老用它。因为中国文人肚子充满了知识，所以我需要它，要不然我没办法搞研究工作。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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