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清祚光绪二十五年，内藤湖南33岁，正当豪壮。九月五日放舟神户，逆浪西行，五天后，初秋薄暮，在山东芝罘即今之烟台登陆。由此往北，再自北南下，三个月里，悠游杭沪，踏履京津。一路下来，眼疾手勤，积攒下厚厚一册游记，题名《禹域鸿爪记》。书成飨友，翌年由东京博文馆刊行。
此时此际，大禹旧邦，也是霹雳而来的新世界中的一方危邦，迭遭洗劫，两世厄运，早已满目疮痍矣。其情其形，恰如好友野口宁斋赠别诗咏：“束手君臣涕泪多，他年风雨哭铜驼”。雨凄凄，草凄凄，则一路风物，主客惊心，感喟可知。
拜李振声先生，间隔一百又一十八载，此书中译今春刊布，读者幸得借彼之眼，伸长脖颈，放飞想象，透过历史迷雾，去看看那时节的祖邦模样。
其中一则，载述津沪两地公园，涉关“华人与狗”，文字简扼，不惊不诧，转述于下。
据内藤记述，天津紫竹林租界公园，绿树蓊郁，与周边景物萧索恰成反照。不过，两物不得入内，一是“中国人”，二是“狗”。那边厢，“神情装束均威风凛凛之中国人寻查，”内藤写道，“守护园门，不时将其同胞遮拦于公园之外。”
江南，沪上公园，营造法式或有差异，不过，“中国人不得入内，则与天津相同。”侥幸获准入园者，内藤目睹，唯照看洋人孩童的中国妇人，盖彼辈“借婴儿之威光”也。一旦威光不再，则仆颜顿黯，无门可入矣。
一晃又近廿载，中土已然换帜，咸与共和。一战方结，时移世易，东瀛踵步列强，更上层楼。时当1918，十月秋浓，内藤再游中土。12月22日，盘桓沪上，致函《大阪朝日新闻》，感言此方华民无归属中国之国民观念，“故似可称为居住于小独立国之半个外国人。”而相反却相成者，在内藤观察，“栖居此地之外国人，对于中国之骚乱，兴味似远胜于其对中国和平之挚爱。”故尔，怪而不怪的是，作为东方最大贸易港口之一，在内藤看来，上海本当发挥和平摇篮作用，“而事实上却往往成为骚乱之发源地。”
这当口，关山明月，落花流水，一番拈起一思量，肯付霜风。
上述情事，恍如云烟，不外“华人”与“狗”也。记得前些年中外史家对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聚讼不已，仿佛连英文的《中国季刊》亦且多所讨论，不惜版面编发了若干重头文章。总的倾向性结论是否定存在此事。若果此事为真，则其中一解是，之所以严禁华人入内，概因值此现代浪潮，后发民族，国民蓬头垢面，随意喷吐排泄，践踏草坪花朵，不堪也甚。
翻案判案，指东打西，莫衷一是，而汲汲印证的，也是始料未及者，不过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人名言。
在下外行，村野独居，春闲无事，夜阑卧览，摘抄上述史料，不禁心事浩茫。若果史家有心，方家有意，而数万万同胞尚且茶余饭后还肯读书，长些记性，则敷衍旧事，推陈新知，证真证伪，可得为据乎？！
2018年4月24日夜，于故河道旁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