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疫情还在世界蔓延。数亿人隔离在家，尽管在狭小的空间里每日焦虑，但都期待着明天会好起来。在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适应这几十天甚至数月的禁足生活，他们的日常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在隔离时期，他们也在记录着这段历史，这段人类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澎湃新闻与中信出版·大方合作，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发他们的“疫期笔记”，一段来自“隔离时期的作家问候”。
本期刊登的是澎湃新闻记者对莫桑比克著名作家米亚·科托的专访，在采访中，米亚·科托认为，我们人类理解现状的难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毫无根据却根深蒂固。
澎湃新闻：在COVID-19疫情期间，你居住的城市状况如何？人们（尤其是和你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这场危机，如何看待生活上的变化？
米亚·科托：这里的首例确诊发生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如今总共有79例感染，但无一例需要住院治疗，也没有一人死亡。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病率都像这样，都比较低。显然想下最终结论还太早，但看上去确定的是，非洲的传播机制和北半球不一样，最起码至今为止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明确，此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它是不是只在初期有这样的表现。因此，莫桑比克尚未实施类似封城的旅行限制。也因为这样，隔离在我们这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虽然很严重，但尚未产生全面隔离会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澎湃新闻：这场全球大流行强迫人们待在家里，所以很多作家在推广作品上困难重重，也无法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你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吗？疫情对你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米亚·科托：如上所说，莫桑比克的限制措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严厉。首先，这是因为这里的疫情尚未如其他国家严重。其次，也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试图避免社交隔离瘫痪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因为它牵涉到大部分的莫桑比克人民。大约三分之二的国民依赖商品贩卖为生，而这种交易大多发生在街头，发生在人行道和广场上。
对艺术家和作家来说，当前的形式十分严峻。演出暂停了，文化活动都停止了。新书发布会或者文学辩论都无法举办。网络是唯一的宣传活动媒介。但是，将文化活动放在网上举行是一个新尝试，同时覆盖面也只能包括城市中的精英阶层。
澎湃新闻：你和在外的家人朋友保持着联系吗？你最近的社交生活如何进行？
米亚·科托：只要遵照佩戴口罩和社交隔离的指导意见，家人之间还是可以见面的。我们家在星期日还是会聚在一起。不过最近聚会已经少多了，我们也准备好继续减少见面的频率，不管是和家人还是朋友。
澎湃新闻：这场危机首先在中国暴发，并且一步步扩散到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你对它的看法有怎样的改变？
米亚·科托：我相信，之前没有人能预想到这次疫情能席卷全球。没有人能真正想象到这一点，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事实上，全世界也找不出有谁可以说自己是新病毒方面的专家。哪怕到了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它的看法也大多属于猜测，并且时刻都需要更正。我们处于未知的领域，这很糟糕，因为我们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也因为它引发了恐慌。好处则是，它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保持谦卑的课。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处在不可目见维度的生物，我们作为集体是多么无知，又是多么无能为力。
澎湃新闻：在COVID-19疫情期间，哪个事件最让你震惊？你能分享一些绝望或希望时刻吗？
米亚·科托：我在意大利的朋友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充满戏剧性的事例，有些人在住院期间处在完全孤独的状态，哪怕到了临终都是如此。其中很多是老人，他们经历了缓慢的窒息，那是无法超越的痛苦。他们仿佛在空气中淹没，并且没有所爱之人在旁抚慰陪伴。
这种从人到患者的非人化过程是一种可怖的情感负重。我的那些朋友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去世，并且下葬时只有两名亲戚在场。我会想起这些老人遭受的痛苦，想起他们如何被剥夺了与人共享临终时刻的机会。
这里我需要离题一下。曾有人提出穿山甲可能是这次疫情的中间宿主，我当时就想到了动物的非法贸易问题，这也是将莫桑比克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到了给这种邪恶贸易画上句号的时候了。非法动物贸易让人蒙羞，而受其影响的国家现在应当共同行动起来，确实且快速地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来讲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吧。我是为莫桑比克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的科技委员会成员。有一天，一群江湖医生来敲我们的门。他们称自己为“传统医生”，想和我们谈谈。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对这种病一无所知，我们的祖先（他们是我们的神）不曾了解这种生物。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的发言充满谦卑，并且愿意遵循另一种逻辑行事，这让我十分感动。
澎湃新闻：以一位作家的眼光观察这场全球危机，你有何发现?这场危机有没有赋予你写作上的灵感？
米亚·科托：作为作家和世界公民，我一直关心着有关恐惧的主题。即便是在这场疫情发生以前，编织恐惧就已经是一场全球大行动，它“邀请”我们服从，“邀请”我们放弃成为公民。只不过，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日子里，恐惧以一种罕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都对同样的事情感到恐惧。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它威胁着整个人类。这种共同的条件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分国界，而是一家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但是，还有一面是可以被野心家利用的：他们要找的是一个罪魁祸首，一个替罪羊，而这个对象永远是他者。这种试图发明敌人的行为会让我心忧。重大的社会危机往往会引发军事冲突。不幸的是，有些人会把战争看成是解决如此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办法。
换句话说，恐惧已经达到了成为全球悲剧的层面。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剧的剧本不是我们写的，我们不是导演也不是编剧。我们不知道是谁在攻击我们，侵略者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听我们的命令。古老的傲慢让我们以为自己是生命进程的主人和统帅，而这次的病毒让我们的确信破灭。我们迷茫了，不得不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理解，更不知道如何预测。在所谓的宇宙中心体内发现了一种物种，它们集体发现了我们的脆弱。我们面临的恐惧不仅仅来源于一种病毒，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自己塑造了几乎与神媲美的全能形象，而现在我们害怕地发现，自己与这种形象并不相符。
澎湃新闻：在COVID-19疫情期间，大多数人倾向于从西方获取信息。你能不能分享一些来自非洲的声音？鉴于非洲之前经历了埃博拉带来的危机，在应对COVID-19方面，非洲人民是否会更加冷静，是否会拥有更多的经验？在面对这两场疫情时，你有没有觉得非洲人民的应对或看法有什么变化？
米亚·科托：有一封联名信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签名者包括100位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如索因卡等。这封信强调，需要为这场危机找到全面的解答，答案不仅限于医学问题，也不会局限于重复第一世界国家找到的对策。这个世界应当迫使我们反思当今统治体系的不可靠，反思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赠送”给我们的“援助”计划其实强加了许多政治条件，比如让国家瘦身和减少国有成分。如今我们应当重新反思这一切。当年反抗殖民主义之时，我们的口号是“独立或死亡，我们必胜”。但我们其实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我们仍然没有实现经济独立。我们需要相信非洲大陆内部合作的价值。
关于莫桑比克，我们十分幸运的一点是疫情发生的比较晚，一个多月前才有第一例确诊。因此，我们有条件从别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不管它们来自欧洲、亚洲还是非洲。从很早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照搬别国的对策。我们明白，封城会带来严重至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我们也明白，在这方面，没有哪里的经验可以借鉴。哪怕在非洲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和发展程度差异。比方说，埃博拉从未传到过莫桑比克，但我们遭受过疟疾和艾滋病的折磨。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我们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注射过结核疫苗。同时，在施行社会主义期间，我们还拥有初步的经验，建立了国家卫生体系，并且当时的构想就是为了能为最贫穷的人群服务。
澎湃新闻：很多人说，隔离让他们投入更多时间在阅读上，你有类似的感受吗？能否分享一本你最近读的书？
米亚·科托：我们需要明白，隔离有很多种。对于绝大多数莫桑比克人来说，隔离都是一段痛苦的时刻，因为非正式经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这需要每日的人群流动加以实现。我属于所谓的精英阶层，我的隔离是相对的，是豪华的。我可以每天读书写作。我重读了加缪的杰作《鼠疫》。但我阅读最多的方向是关于病毒生物学和蝙蝠。我是生物学家，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切反思全球范围内科研的优先级。我们人类不处在顶端，也不位于中心。在整个星球的生命进程中，病毒和细菌比我们人类更重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被取代。我们知道，将来一定会发生其他种类的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疾病的大流行，像蝙蝠这样的物种会是十分适合的存储器。然而，哪怕蝙蝠在种类上是哺乳动物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是四分之一，但是如今究竟有多少针对蝙蝠的研究呢？直到最近，我们才了解到蝙蝠发展出了特殊的免疫机制，让它们免于患病，保护它们不受让人类致死的链式反应影响。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蝙蝠和病毒。但我们最需要的是把人类从中心剥离。世界并不围绕我们转动。
理解现状的难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毫无根据却根深蒂固。不久之前，我们还以为病毒只不过是些附属物，是些赘生物。然而，病毒和细菌才是生命的伟大指挥，它们才是生物进化的首席裁缝。
【简介】米亚·科托（Mia Couto）,莫桑比克诗人、小说家，当今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中坚力量。十四岁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已出版作品三十多部，译成二十三种语言，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入选“20世纪最伟大的12部非洲小说”，2013年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与萨拉马戈同等殊荣。2015年凭《耶稣撒冷》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2017年，最新作品《母狮的忏悔》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被认为是近年来诺贝尔奖最有力竞争者之一。他开创性地将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民族性相融合，使非洲文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生机。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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