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素有“文化昆仑”之誉，公认的大师，怎么给人家戴一顶“淘气”的帽子呢？其实，这顶帽子是钱钟书夫人杨绛给戴上的。杨绛的原话是：“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钟书。”凡是读过《围城》的人，大概都记得书中那些妙语连珠的比喻和描写，读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不期而来的妙句而忍不住捧腹。
当然，钱钟书的“淘气”何止表现在《围城》中。大家都知道的掌故是，他回答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还有：“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家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单凭这两句，称他“淘气”一点也不过分。
淘气可以置换成风趣、顽皮、调皮等，总之是一种幽默的风格。说钱钟书淘气，是说他内里有活泼的一面，不总是板着脸，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他的淘气透着天真、智慧、放松、游刃有余，更有渊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学问，以简驭繁的见解，以及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的无邪，是一种高级、高雅的幽默。
杨绛对于钱钟书的谈话，可在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中发现。该书中还有钱氏淘气数例，现记下备忘。
钱钟书第一次约杨绛在清华工字厅相会，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以：“我也没有男朋友。”这样严肃的大事竟以如此直接、不讲究策略的口气出之，这正好表明钱钟书骨子里的从容、自信，从此开始了钱杨二人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难得的是杨绛也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证明二人是天生的佳配。在这方面能够与钱钟书相比的还有王小波。据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透露，王小波第一次和她单独会面是在光明日报社，聊了没多久，王小波突然问：“你有男朋友没有？”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就单刀直入：“你看我怎么样？”可见，王小波也是个幽默的人，淘气的人。
杨绛在清华做研究生时，钱钟书提前毕业在上海当中学教师，二人通信甚勤。淘气的钱钟书写信也不守规矩，在落款上玩花样，一般称“奏章”，有一次自称“门内角落”，杨绛不知何意，经钱钟书回信解释，才知道“门内”即英文“钱(money)”的音译，“角落”乃英文“钟(clock)”的音译。似这类淘气，真是淘到家了。没有深厚、娴熟的中英文功底，是开不起这种玩笑的。
钱钟书留学回国，以学士身份被破格任命为西南联大教授，在大一英文课堂上也是每多妙语，被同学们译成汉语在校园内广为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面。”可以想象，给这样的教师做学生是多么开心，享受，有福气。
钱钟书的淘气几乎成了他的习惯，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淘气的机会。即使对于一个人的名字，他也往往会通过快速联想和想象，制造出供人一笑的效果。这样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在巴黎结识了留学生唐小姐和韩小姐，他就戏称人家“糖小姐”、“咸小姐”。二是1977年，搬入三里河新居后，因离学部机关远，在家中工作，便常常请董衡簨和薛鸿时两个年轻人帮助借书，代领工资，他就背后戏称二位是“董超”、“薛霸”(《水浒传》中押送林冲的两个差役)，二人知道后大笑。对经常来家中请教的年轻人，钱钟书风趣地说：“你们总来‘剥削’我！”说归说，却每次都认真解答，有时还旁征博引，成段背诵中外书籍中的相关论述，令学生们大开眼界。
有时，钱钟书顺口冒出一句经典，看似随意，实际是深思熟虑，发自内心。比如有一次，杨绛要捐掉为钱钟书织的一件旧毛衣，钱钟书双手抱住不放，像小孩子护住心爱的玩具，一边说：“慈母手中线。”杨绛说：“我很感动。我待钟书，慈母的成分很多。他从小嗣出，没有慈母。”我想，对于口念“慈母手中线”的钱钟书，就不单单是用淘气二字可以诠释的了。
钱钟书之所以淘气，之所以能够淘气，正得益于他和谐的家庭，也就是他的生存环境助长了他的淘气。他的爱女钱瑗和他论“哥们儿”，可以直接询问爸爸怎样相中妈妈的。他的夫人杨绛是个什么人？他的定性是“妻子、情人、朋友”三者归一，而且在淘气这一点上更是巾帼不让须眉。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是，解放前，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在上海演出成功，许国璋打电话向钱钟书贺喜，钱说：“与我何干？”许说：“当然是你写的。”杨绛大笑，对钱说：“活该！活该！”因为钱对话剧无兴趣，对杨的剧本不屑一看，也未去看演出，所以杨才这样气他：“活该！”
突然想起，如果有哪位好事者，将钱钟书所有调皮、顽皮、淘气、幽默、风趣，而又充满智慧的片言只语搜集起来，编一本《钱钟书幽默语录》，肯定会有意义的。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