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可以这样的丰富，而且承载这些功能的也不仅仅是说教般的“内容”，包括一切艺术“形式”的设计其实都是特殊功能的自然要求，对于完整的文学艺术而言，形式不仅不是外在的“壳”，而且更是一切内涵的最直接的传达方式，它本身就是“内容”。所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伊格尔顿等都认为真正承担“意识形态”的是文学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 这是卢卡奇的著名观点。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形式的独特涵义是“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显然，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它的特殊性，需要我们放在人类文学世界的广阔殿堂上来加以重新的审视。
三
中国曾经的文学理论传统如此严格地执行着内容/形式的二分，又如此执拗地在所谓的“内容”里灌注直接的现实功用目的，这样的“社会”追求可能更接近T。艾略特“不打算谈论”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强为之名”，将现代中国经常出现的谈论称之为“社会的功用”，它们集中于“应该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而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描述文学的现实的实际的作用称之为“社会的意义”，无论它们是否自觉“为什么服务”，都会自然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当中，文学或许会偏向于某种“社会的功用”，但任何“伟大”的“功用”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确定其艺术价值，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过程中，“功用”的最终价值必须体现为“社会的意义”。应该说，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功用”与“意义”各居其所，并非一定呈现出多么大的分裂景象，但是，在激烈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所控制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中，却出现了艺术的社会“功用”与艺术社会“意义”彼此分裂的状态。
“社会功用”与“社会意义”的矛盾和抵牾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显著特色。
到目前为止，我们记忆中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用”主要与左翼文化有关。所有这一概念的负面声誉都来自“左”历史过程的记忆。但是，问题是为我们提出这些“功用要求”的“左”的历史已经不等于历史上的左翼文化的“左”，当两者被混为一谈时，只能起到彼此消解的作用——有价值的被无价值的逐渐消耗，无价值的渗透到有价值当中，最后，连谈论这个问题本身都似乎变得无趣起来。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诗歌与文学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功用”呈现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与良知，无论这些文学本身还有多少可以商榷的遗憾，都代表了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选择，都属于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后来逐渐就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无关了。在这个时候，一些表面上充满了“社会功用”的文学可能恰恰走向了其社会意义的反面。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继续流行的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学当然实现了其“社会功用”，然而其社会意义却显然是大可质疑的。
当然，在新世纪，随着左翼文化本身的裂变，新的底层关怀再一次成为了可能。文学的社会意义重新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因此，我认为，在今天，要深入讨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理想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认真理清20世纪左翼文化遗产，特别是它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只有我们展开对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史”的勘探，文学“社会意义”或者“社会功用”的合理内涵才会适时显示出来，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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