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跟着事件走。当代文学史出现的大部分“著名作家”很多是因为“文学事件”出名的，文学史书写者因为对事件的关注而关注了一些作家。比如说，我们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知道流沙河的，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里知道“七月派”的，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里知道“天安门诗歌”的，是因为这些都是文学事件呀！现在很多人对作家的评介不是基于作品，而是因为从新闻媒体报道上的判断里找到了评价的“先见”，所以很多解读就出现了以“先见”取代“原意”的审美错位。
二是跟着位置走。当代文学史里出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文坛主流中心的人物，很多都是文学刊物主编、作家协会领导或者在文化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一般地处偏僻的作家是很难进文学史的，比如说，当我们翻阅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小说”时，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的踪影了。比如说，当我们翻阅当代文学史的“90年代诗歌”时，我们已经很难发现那些偏远地带的诗人的名字了，留在文学史书页里的是与北大教授、复旦教授、人大教授或北师大教授关系紧密的诗人们的名单。
史铁生在小说创作上，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来到人间》和《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等主题与内涵各不相同的佳作；在散文创作上，有《答自己问》《活着的事》《合欢树》《我与地坛》等或充满哲思或饱含温情的佳作。他的创作只和生命有关，只和纯净的内心有关，他没有政治位置和文化地位，也不和文学事件相牵连，那么，我们该怎样评价他，怎样把他放置到文学史的坐标里呢？将来他是否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进入文学史呢？这我们不得而知，这里我也无意否定当代文学史专家的努力，洪子诚也好，陈思和也好，他们都是值得敬重的学者，况且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一项艰难而不讨好的工作，但我们坚信，当代文学史后来的书写者在重读史铁生时一定会有反思，会有新的发现与判断。
史铁生在《宿命的写作》一文中说：“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他还说：“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史铁生是把写作当作梦想与信仰的，对一个怀有梦想和信仰的作家来说，文学史书写时就该用另一套话语来诠释了，可见当代文学史也好，还是别的文学史书写也好，要写好，一定要针对不同的主体、对象，采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不然的话，简单划派归类，就会让文学史书写失去张力，失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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