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就文学原创期刊与选刊转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收获》、《小说选刊》和《读者》等杂志的主编。《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指责选刊不合理转载“挤压了原创刊物的生存空间”；《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则认为，原刊和选刊不是对手而是伙伴；《读者》总编富康年则发出意味深长的一问：“选刊停了，原创刊物就能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吗？”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逐年降低，文学期刊的发展面临边缘化的困局。为此，记者继续采访了几家文学刊物的相关主编，探讨文学刊物的往世今生——
羊城晚报记者 梁爽 实习生 刘婕 梁涵 刘晓
1.
原创与选刊之争
是进军电子阅读的前奏
对于《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与《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就原创文学期刊拒绝转载展开争论一事，《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认为，“双方的主要观点，站在各自的角度都是在理的。你要较真，它算个事儿，不较真，能算啥大事儿？问题在于当下的出版法规不完善，一些转载行为合法但不合理，原创刊物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提议，原创期刊和选刊应该坐下来谈一谈，“文人之间、期刊之间、作家之间，作家、刊物、编辑之间没有真正的利害冲突，不应该对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定家教授则认为这场争论“其实就是原创期刊与选刊的利益之争”。
到底是店大欺客，还是被逼无奈？《收获》的“维权”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原创期刊联盟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原创文学刊物的主编已经意识到选刊的转载会损害其利益，但联盟很快解散。30年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原创期刊与选刊之间的矛盾被重新提出来，这是原创文学刊物进军电子阅读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程永新表示，今年11月份以后，《收获》的发行、策划部门会共同研究电子阅读的业务该如何操作，包括手机、苹果应用、电子书等。
“正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我们迫不得已要对选刊提出拒绝转载的问题。进军电子阅读，必须版权清晰，著作权要规范，否则没办法操作了。假设《收获》发表一篇小说，做成电子版，其他选刊一选载，这个电子版的版权到底是他的还是我的？很不清晰。所以，必须从转载时间、转载费用和转载授权三方面规范选刊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学习欧美国家，将文学杂志的电子阅读做起来。”
习惯纸质阅读的读者由青年步入中年和老年，“80后”、“90后”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上阅读。为了争取新生代读者，用“两条腿走路”——在内容的质量上，保持老牌文学杂志的深度与厚度；在出版形态上，接上电子阅读出版这条“腿”，这是传统文学刊物必须要迈出的一步。
2.
传统文学期刊应该向新生刊物借鉴
传统文学刊物与新生代读者的距离，反映的是新生代读者与传统文学的“断层”问题。新生代对精英、理性文化、形而上崇拜普遍持否定态度，与印刷媒介时代完全相反——新媒介冲击的是两三百年来建立的一整套文学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导致印刷媒体和信息媒体在文化上的断裂。
“纯文学”真的与新生代作家和读者“气场”不符？程永新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文化断层”恰恰为《收获》提供了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怎么弥合文化断层、怎么在文化断层之上架一座桥？“《收获》杂志鼓励编辑多联系年轻作家，让杂志多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出现，哪怕相对于成熟作家来说他们还有不足。”《花城》、《收获》、《芙蓉》等文学期刊都曾推出“80后”的增刊或栏目，《青年文学》校园版维持了4年，试图贴近新生代读者。
《当代》杂志副主编洪清波看到的更多是力不从心。“登了一些‘80后’的作品，‘80后’的读者并不会随之而来。除非你办成《最小说》那样的，专为‘80后’服务。”
就在传统文学刊物还在为是否开辟“80后”作者和读者群纠结的时候，不但“80后”作家创办的文学杂志不断“掺和”进来，“90后”时代的到来已是事实，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在“90后”一代的受热捧程度甚至可以用“风靡”一词来形容，“80后”作家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是一本面向年轻读者的纯文学刊物；“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张悦然创办纯文学季刊《鲤》，发行量有数万册；还有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韩寒创办的《独唱团》，虽然是“以书代刊”，并且已停止出版，但问世之初在文学市场中反响很大，《大方》曾摆出订阅100万册的架势。这些新锐的文学杂志在编排上、版式上与传统杂志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而且个人风格非常强烈。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李敬泽都对新的文学刊物持赞赏态度。“让年轻人的写作能够跟传统的写作有一些对接的可能性，这对传统的文学期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刺激。”程永新认为，传统文学期刊编排相似，都是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评论进行编排，办得“太没有个性”了。而《文艺风赏》、《天南》、《鲤》和《读库》则成了李敬泽每期必看的文学刊物。
3.
入不敷出的文学刊物如何“转企”
文学杂志曾有“5万份生死线”之说。程永新透露，目前，2万份是文学杂志盈利的分水岭。估算起来，大概只有《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花城》、《钟山》等屈指可数的文学期刊能够超过或者勉强维持在盈利的水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定家教授做过统计，“文学刊物90%以上都是入不敷出，没有造血功能。”
期刊界正在进行改制转企，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文学刊物在观望。据悉，《收获》和《上海文学》属于事业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每年给两家杂志社各提供100万元专款，专门用于发放稿酬。有的期刊已经“转企”，不能直接接受拨款补贴，但也有其他方式比如作为活动经费发放，一般也有几十万元。
花城出版社旗下有两份文学刊物，《花城》和《随笔》。《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说，《花城》几年前已经企业化，出于对杂志质量和品牌的保护，《花城》杂志每年能获得资金扶持约60万元，大大减轻了经营压力。
相比之下，大多数地方文学期刊没有这么多补贴，需要自己寻找经济来源，例如跑赞助、做广告、“以会养刊”，等等。《大家》杂志社“一号多刊”目前停刊整顿，有评论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与文学杂志长期办刊经费不足有关。
“转企”是否有利于文学期刊的生存？“完全断奶，那真是死路一条，”田瑛说，“政府完全不补贴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刀切，十家里有七八家要关门。怎么办？后来知道，原来补贴还是给的，只是变换了一种方式和名目，换汤不换药。”
陈定家认为，“文学刊物长期行政化管理，社会效应反映不出来，不适合市场经济大环境。现在引入竞争机制，文学刊物走向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淘汰一些影响力小、体制陈旧、不受大众欢迎的刊物。”程永新也认为，“转企的核心就是文学刊物供过于求，国家不再养那么多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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