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明清文人画那种秀骨清像相比，蔡知新的人物画具有健硕丰盈的世态。这或许是他出入于古今、推演于中西的一种审美归宿。
蔡知新为画坛所熟知始於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作品有上千幅之多。六十年代初创作的《玉米姑娘》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等作品，因擅于发掘现实生活的诗意和明快敏捷的绘画语言而给人以清新爽朗的印象。表现生活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创作的主题，蔡知新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寓意，他的作品从不生硬地说教，也不做政治图解或政策的传声筒，而是以“情”和“景”的渲染来打动人们的心灵。他喜爱用线造型，以景抒情，特别是这种线在饱含水份的宣纸上形成氤氲渗化的效果，一直是他追求的一种艺术趣味。
清新、明快、氤氲、抒情，这与其说是他的艺术风格，毋宁说是江南自然环境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文化的品格。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画家无不透现出江南山水的灵性和情怀。蔡知新虽出生于苏北盐城，但这种微小的地域差别反倒促进了他对江南文化的向往。15岁就参加工作的他，因美术创作成绩突出，在1953年恢复江苏省建制，苏南、苏北行署合并之时，17岁只身被调往南京。从此，南京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他的艺术母地和精神家园，他不仅在这个六朝古都接触了正在崛起中的新金陵画派的大师名家以及从事美术创作的同道，可以相与借鉴提高眼界，而且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正是他多年向往与寻求的精神归宿。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文化古都，他找到了从古代通向现代的切入口，他的作品如《石头城上月如钩》、《明月出秦淮》和《夜泊秦淮近酒家》等，无不从故城的文化遗韵中阐发出现代文明的新节奏和新意象；也正是从这个江苏新金陵画派崛起的地方，他的作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并先后有五六十幅作品为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及其他机构选送到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一些作品还为国外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
美术创作为蔡知新赢来了很大的声誉，但他所追求的江南文化品格也一直来源于他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和体悟。这不消说他和新金陵画派那些大师名家的亲密交往，也不消说他怎样从大师山水画里得到有益的启示，就他的画学历程而言，一直不乏中国书学、画学的滋养。他家学渊源，书香门第，祖父在清末中过科举，父亲在抗战期间避乱来到苏北悬壶济世，成为乡间名士。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诗学、子学到史学，均有所涉，而且对书学用功尤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怀有敬畏之心，并从书法的研习入手而旁涉芥子园画谱。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书画开启了他的聪慧之心，他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灵性，也得益于传统书画的浸润。而对于中国画学的热爱，让他从来没有离开对笔意墨蕴的体悟与研习，在五六十年代他从事绘画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的中国画创作就有多幅作品出国展览。八十年代之后，他把更多的精力转到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上，旁及山水和花鸟。这一时期，他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临摹了晋唐宋元的人物画，习得了顾恺之那样高古气息的春蚕游丝描；他对明清文人画的人物画也多有体察，学得了文人用笔的洒脱和蕴藉。
蔡知新对中国画线怀有特殊的情感。他的人物画不是从素描造型入手，而是从中国书画的用线表现对象，而且这个线是追寻魏晋时代的春蚕游丝线，细劲有力，绵里藏针，古雅内敛，在似有若无之中显现出仕女的绰约风姿。或许是对明清文人画的反驳，他把仕女的形象定位于盛唐仕女的健硕丰腴，并通过这种仕女形象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寓意当代社会的盛大气象。他的题材也多以唐诗入画，不论是丽人行、琵琶行还是春江花月夜，都追求一种壮阔辽远的气势。因此，他通过仕女画呈现出的审美意趣是健硕、丰盛、典雅、恢宏，而非小巧、玲珑、婉约、阴柔。这种审美意识多少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文观念。当然，明清文人画对他也不无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于人物服饰、景物及环境描写的表达上，无论泼墨、破墨，还是草书意味很浓的线条，都体现出他对文人书画含而不露、温润典雅意趣的深入理解。
蔡知新的艺术历程并不完全走的是传统道路，但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书画却成为他艺术征途的起点和最终归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从其他画种回归传统的书画家绝不在少数，这或许也是一种文化隐寓，揭示了传统和现代、东学与西学互为参照互为演进的多维性。
（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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