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在特定的年龄段，比如30岁左右的时候你是不会想的，那时候成功作为一种动力，想的就是：我做东西，要引起人们重视，要吸引人。所有艺术家都这样，到一种阶段会思考他所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这和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名都没关系了，因为功名是社会性的描述、是媒体的描述，我想艺术家到达一定年龄就不会这么肤浅地在意这些，而是会思考一件事的价值。其实自己在内心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会特别从容，如果自己没弄清楚，自己对自己所做所有事情没有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会很慌的。
主持人：您不太认同媒体的传播吗？
王广义：不是的。所有的艺术家都感谢媒体传播，但是媒体传播有很可怕的东西，它会把艺术家所有的话语改变，最后弄出一个片断的东西给人们看。也许艺术家在这之前说的某一段很有意义，但媒体没采纳，但这个艺术家突然说，"艺术这个事挺烦的"，其实这句话完全不在采访范围内，但是媒体会这个放上去，完全不考虑语境。所以我现在尽量遏制住这些话语。
主持人：您接受过这么多媒体采访，面对媒体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反感或者某些角度让您特别不能接受的，比如有些媒体问您的作品卖了几千万这个怎么花？
王广义：我没有什么，首先做艺术是工作，做媒体也是工作，我们都差不多的。你从北京跑过来采访我，其实是在传播我，从艺术家角度我应该是感谢你的，所以不存在反感，有些问题没法回答，我只能说这些事情我没想清楚。
没钱肯定没有安全感 但所得要有度
主持人：我得到去年您的作品在佳士德国内的嘉德、保利拍卖的价格数据，29件作品总成交额4500万，您对现在自己十前年、二十年前的作品现在拍出几千万的价格感到吃惊吗？
王广义：倒也不吃惊，这件事情我不能把握，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必然逻辑性，它是另外一种领域。拍卖这件事在我看来和艺术生活关系不大，它属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艺术的一个交叉点。就像我们刚刚说媒体宣传什么，怎么做一样，有它自身的新闻逻辑。媒体知道大众要什么、喜欢什么，而艺术家更希望有思想、有想象，但这可能不是媒体需要的。每一种工作的逻辑都不一样，我们要理解这个，但无论事情，都要有个度。
主持人：经济上的数字会让人更加有安全感和自信，现在处于发展中的国内可能更甚。您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吗？比如帐户有多少才有安全感？
王广义：人没钱肯定没有安全感，会慌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说不喜欢钱，这太不真实了，但我觉得还是要适当，适当是最准确的，但我现在没法再说多少是适当，怎么是适当。每个人对适当是有标准的。假如对于农民，他年收入一万块钱觉得特别踏实了。这个适当指一个特定的人的所有需求，可能对我适当的这件事可能放到另外一个人可能远远不够或者说太多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艺术产业化”一词很邪恶 构成诱惑后摧毁价值观
主持人：在二三十年前，您只有50块或者几块钱的时候也在坚持做艺术坚持画画，现在更多的说法是做艺术需要更多的财力和资金的支持才能传播包括发展空间更大。
王广义：我觉得艺术产业化这个词汇确实太邪恶了，这个词汇把艺术完全放在脚底下。我觉得艺术自身一定有真诚的东西，更主要艺术产业化这种想法、这种传播会毁掉很多年轻艺术家，让这些艺术家觉得艺术是这样的事情，这个很摧毁人。
主持人：村上隆的讲座无论在川美还是央美都是爆满，学生对于与品牌与时尚的艺术产业化的合作非常有兴趣。
王广义：有些人有兴趣，但对我而言，我用觉得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这个邪恶的词会构成诱惑，它会摧毁价值感。
主持人：艺术产业化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词，村上隆又是在这上面走的比较远的一个领头羊，村上隆会不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人？
王广义：对他本身倒无所谓，我是这样看：你想怎么做都是可以的，出于你的意愿，怎么都可以。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谈艺术产业化很不好。这个词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邪恶的概念，邪恶是构成诱惑的，艺术产业化最早从英文里面出来，创意文化产业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天重庆记者问我建立艺术园区，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太可怕了。艺术还是回到最简单的东西，你热爱它你就做，其实社会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艺术创意产业太可怕了，变成养殖场概念了。
主持人：您认为带有诱惑性的对人的诱惑性可能有点邪恶，那么现在社会上充满了太多的诱惑，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物品与物品之间，以及人对权力或某些诱惑的欲望心态导致现在各种事件的发生，价值观也错乱。您觉得这个时代现在中国人怎么了，是没有信仰还是怎么样？
王广义：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作为个人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理性，太复杂了，但我知道无论怎么样生活仍然在继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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