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刘文彩是收租院里唯一按真人塑造的人物，把他安排在中堂算账的地方，形成两个阶级强烈对峙和尖锐斗争的场面。他手拿佛珠，一副伪善面孔，在农民的反抗面前不禁吃了一惊，后退半步，表现他外表如狼似虎、内心虚弱的本质；刘文彩的保镖中有一土匪头子，他腰插双枪，站在刘文彩的身后；抓住青年农民的是反动军官和袍哥。他的总管家当时还在狱中服刑，已是虚胖的胡子老者，我们没有按其真人塑造。
我们创作者中有的出身农民，有的家在农村，而且都经历过旧社会，还有着长期下乡的生活底子。我们创作地就在农村，形象多的是，赶集是农民集中的地方，要求创作人员去赶集，带着自己所塑造形象的需要去，带上速写本画速写。有时也请陈列馆摄影师带着唯一的一部旧盒式相机一道去，收集形象。
在塑造阶段正是农民交公粮的时候，很多农民推着鸡公车，挑着箩筐，成群结队，路过收租院大门。我们经常打开大门，实行开门创作，让农民进来看我们塑像，听他们议论，有时也主动征求意见。农民中有适合的形象就请他当模特儿，一般都很乐意，在过去农民是不愿意的，因为迷信说，塑像的人看了你，将把你的灵魂带走，现在看法不同了，他们说“这不是塑神仙鬼怪，是塑我们自己的事情”。
■华君武、王朝闻说，《收租院》是一颗“原子弹”
1965年9月13日，在创作的最后阶段，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来到庄园，还带来北京的记者。他们看了《收租院》泥塑群像以后，十分高兴，非常重视，说《收租院》是一颗“原子弹”!这样的形象比喻，意味着评价的高度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力的广度。他们当场决定要在北京展出，并要大力宣传。
10月2日上午出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几个身穿蓝布新衣，手拄竹棍的老太婆走进收租院，其中一个看了几眼，举起手中竹棍朝第一段中的狗腿子打去，我们连忙上前制止，她愤愤地说：“今天我要打他几棍，他们整得我们穷人好惨啊!”我们连忙说，“这是泥塑，不是人。”她还不罢休，说，“泥塑我也要打几棍才解恨!”这六个老太婆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崇庆县羊马公社来的，她们听说这里塑了《收租院》，其中还有刘文彩和收租狗腿子的像，一辈子只知道给刘文彩交租，也不知刘文彩和刘家庄园是什么样子，结伴要来看一看，每人做了一套蓝布新衣，走了三天才进了这座庄园。于是我们请她们给观众讲一讲，说也奇怪，她们边看边讲，从未看过这些泥塑，居然把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等情节讲得头头是道，一点不差，最后还总结说：“这是说的我们的书，唱的我们的戏。”
10月13日，全国美协副主席、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来到庄园，他认为这是雕塑史上的一次革命，并正式通知准备去北京展览。
在此期间，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出版社准备出版画册，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到这里来上课。不久，中小学就把《收租院》正式编写入课本中。
12月24日《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展，观众参观之踊跃，新闻舆论之重视，不说绝后，确是空前。当时每人限购两张票，连春节都在冰天雪地里通宵排队购票，观众用棉被裹身，双脚原地跳动取暖。美术馆内外都是人山人海，展览期间北京已是隆冬季节，但展厅内还是热气腾腾，开足了通风设备空气也很混浊，一队队观众只能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在展厅内停留半个钟头左右，无法细看也无法回头重看。
■造反派欲把《收租院》放在故宫太和殿
1966年，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空间承受不了观众的空前火爆，难以接待每天近万人参观，只好迁到故宫继续展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按故宫造反派的意见，要把《收租院》放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甚至提出占领太和殿，理由是“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要扫除封建帝王的威风!”
故宫博物院领导是文物专家，以保护文物为由不同意，造反派说他是封建老朽，双方争论起来。还好，听了我们的意见，决定放在既在中轴线上、但又不破坏文物的神武门，亦即故宫后门城楼上。展出几个月以后观众要求全套复制。此时故宫已由军队保护，全套复制的地址定在皇帝祭祀祖先的奉先殿。
这个时候开始复制工作，原作者有3人参加。在塑到结尾时，改为农民夺了狗腿子的枪，将原作中最后一个人的动作保留，但手中提的不是扁担，而是一支步枪，体现“夺枪上山闹革命”的主题。从此，开始了对原作不同方式的修改。
1970年，四川省拨出30万元专款，调集原作者和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及少数业余作者前后41人，在四川美院内十分严谨认真地进行一次复制再创作。这一套是为了异地或国外展出，展厅不再是四合院。结尾设计了两个简短而有爆发力的方案：一个是群众抬大木头撞地主大门；一个是农民抬尸闹公堂，但后来认为既不协调也无必要，最后终于甩掉了这个“尾巴”。
■特别鸣谢炎黄艺术馆的大力支持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