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开放和市场自由化的程度，与政治集权的收紧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北京另一个艺术家村“东村”群居着张洹、马六明、王晋、朱发东、庄辉、苍鑫等艺术家，马六明因在村里实施一个化妆为双性人的裸体行为作品《芬 · 马六明的午餐》而被拘留两个月。不久，东村艺术村也遭当局查禁。马六明使用自己身体资源的权利被当局强烈干预的经历，让他顿生一种身不由己的体验。日后，他在国际艺术展上实施了一系列以自己裸体与观众互动、拍摄合影的行为作品。后来他又在行为中吃安眠药睡觉，听任失去自我意识的身体被陌生的观众摆弄、拍照。 1995年4月，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遭当局查禁，村中所有艺术家都被赶走、遣散。
当时，张洹等10位北京“东村”艺术家根据深刻的危机感，一起实施了按每人体重顺序进行人体叠加的行为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此作品标志着处于地下谋生状态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反视自身、强调个体经验倾向的深化，艺术家开始利用最后的本钱即身体资源对现实所作的无望的抗争和挣扎。
同是1995年，以方力钧移居北京东郊的通州区宋庄小铺村为标志，原圆明园画家村的重要艺术家和大批外省艺术家都开始向宋庄聚集，他们租农民房居住、创作，形成新的宋庄艺术区。与其他几位画家一样，岳敏君在宋庄自己加盖的工作室里画出新作，如《每个人连着每个人》，笑口常开的自画像式人物一个抱一个地接龙，似乎暗喻了生存压力下艺术家之间的紧密相连、互为依靠的利害关系。
在北京的城里、城外，还有许多北京出生的艺术家在相对独立、日常的状态下生存、工作，如顾德新、李永斌、朱加、宋冬与尹秀珍夫妇和出洋回国的王功新与林天苗夫妇等，他们大多从事前卫艺术很多年、玩过多种艺术媒介和形式。做艺术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以艺术表达立场和态度是他们不断确认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试探、寻找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日常现实中的存活空间，试图让前卫的当代艺术本土化、常态化。宋冬1996年的行为作品《哈气》 在北京艺术家中具有代表性。他把哈气这种冬季游戏行为从家中置换到公众场合天安门广场地面和后海冰面上来实施。宋冬匍匐在地40分钟，不停地向下哈气，地面最终结了一块冰。同样卧冰哈气，冰面上却无变化。宋冬体验个人与环境关系的方式十分朴素。哈气让艺术家热力充沛的碳排放转换为一种能量和一种私人痕迹，但是，它对外界可以有所改变，也可以无所改变。宋冬检验气候环境的方式，在当时中国政治性社会的语境下极具象征意义。艺术家的日常工作能否转换为一种价值，需要检验外部社会的变化，更需要一种策略，需要天时地利的配合。
在外省，还有一些艺术家结成小组，常年坚持活跃的工作和展览。其中较有名的是陈劭雄、林一林、徐坦、梁钜辉于1991年成立的广州“大尾象”小组，他们在欧洲激浪派艺术的鼓舞下，力推方法论更新的视觉实验，持续了长达10余年的小组交流、联展工作。例如陈劭雄的《视力矫正器3》。他们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前沿的珠三角地区，急剧转型的社会和高速膨胀的都市，构成他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针对日新月异的现实刺激，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作出一系列紧急反应和反馈，试图干预社会演变的进程。林一林1995年的作品《安全渡过林和路》以艺术直接介入社会现实秩序的方式，感受人为规则在有序和无序中不断推进的一种真实体验。
1990年代中期，一些先期移居巴黎的艺术家如陈箴、黄永砯、王度、严培明、杨诘苍和移居纽约的艺术家蔡国强、徐冰、谷文达也日渐活跃起来，他们纷纷亮出中国人的身份参加国际展览，甚至回到中国实施艺术计划。欧美的生存经验让他们更讲究文化策略、更懂得国际化的运作手段。他们善于以西方人能读懂和接受的方式讲述艺术的意义，并有意或下意识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国标记或东方情调。如黄永砯的《中药》、谷文达的水墨《失落王朝的神话》就是例证。而王度这样的艺术家，则注重彰显自己的国际身份、擅长锁定国际话题做文章。例如他1998年的作品《纸上谈兵》。他们频频亮相于世界上级别最高的艺术场合，为中国艺术赢得国际声誉。
1990年代风行国际艺术圈的“中国热”，也有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重大变局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提速，造成欧美与中国密切的经济交往，欧美绕不开一个发展中的中国，自然也绕不开文化艺术的双向交流。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中积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遗产，也是欧美审美期待中的一种异质文化、异国情调。事实上，欧美社会也有把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全球化格局的一种需求。于是，伴随着对中国艺术模仿成风的尖锐批评，欧美社会尝试性地接纳中国的“政治波普”风、艳俗风作品的展出。对一些人而言，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只是一道政治文化快餐。这种快餐的登峰造极之作是1994年纽约的《MAO100》艺术展。但是，也有一些欧美的美术馆和替代空间举办了有品质的中国艺术家群展，如1997年荷兰布瑞达的“另一次长征”等等。欧美的一些有识人士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开始深入研究艺术家潜藏在作品背后的想法和观念、方法论，研究中国独特语境下当代艺术差异性的发展逻辑和条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戴汉志、凯伦-斯密丝、何浦林、乌利-希客和尤仑斯夫妇等中国艺术支持者，沉潜多年的努力，终使他们升格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批“老外”推手。1995年起，乌利-希客启动了专门收集、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希客收藏”，并于1997年创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极具权威性的艺术奖“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这些收藏和评奖工作起点较高，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展出和推广起到越来越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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