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安告诉记者，公立美术馆的收藏大多不可复制，基于特定年代，非常丰厚。以广州艺博院为例，前身是始建于1957年的广州美术馆，藏品形成两大特色：一是宋元明清的古代藏品有1万多件，许多非常珍贵;二是包括岭南画派在内的1万多件广东现当代绘画。在解放初期，由于时任广州市长朱光的重视，艺博院得以收藏了当年许多在世大画家如傅抱石、关山月、李可染的作品。“当时每年拨款3000-5000元的收藏经费给艺博院，而当年一幅齐白石的作品不过三五块钱。”陈伟安回忆说，还有一次朱光带着馆里的工作人员到江浙一带去搜集文物，花了2万多块钱，买回了7000多件艺术品，一下子就形成了广州艺博院的厚实家底。
“免费开放后，对美术馆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展览水平吸引观众，使他们不至于被别的美术馆抢走。”陈伟安说，去年广州亚运会期间，艺博院拿出了北宋名家文同的《墨竹图》，这件国宝级文物终于能在库房内“沉睡”多年后重见天日。文同是苏东坡的表兄，以画墨竹著称，当年苏东坡“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形容文同画竹。而他的传世作品非常少，文献记载仅有三件，分别存于台北故宫、国家博物馆和广州艺博院，但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大多广州市民并不知晓。
陈伟安说，艺博院目前的情况是每年会收到观众、研究者申请信数百封，他们要求能近距离研究画作，但能满足的还只是少数。“一是出于展品安全考虑和国家规定限制;一是这么多申请让馆方实在应接不暇，只能批准那些真正有研究需求的学者的要求。”
西方美术馆却早已先行一步。1795年，大英博物馆的“规程条例”中就曾写道：“凡好学与好奇者，倘要一睹本馆之藏品，必先呈一书面申请，注明自己的职业、姓名和住址，方可在此后某日要求门票，以便能在次日得以参观。”
“围墙”之三：
美术馆不能像个冷衙门
“美术馆不能像个衙门，我只管办展览，看不看由你，而应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冯远说。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有钱就能办画展”，这意味着一些美术馆为了维持经营利润，水准正不断下降。免费也埋下隐忧，缺少门票补贴的美术馆，会不会降低身段、急功近利靠办一些低水平展览赚钱?
冯远认为，美术馆应该形成一个机制，聘请馆内外专家组成艺术委员会以及藏品评鉴、策展和展览资格审核小组，严把展览质量关。过去美术馆是“等人上门”，现在要实行策展布展、广告宣传、学术研究一条龙服务。必须主动策划高质量的展览，才有可能引进知名艺术家的精品展。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有一个观点，美术馆要善于营销。与大多数政府“包养”的公立美术馆不同，今日美术馆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个按照国际美术馆规范建设和运营的纯民间美术馆。
张子康认为，美术馆的营销与一般企业营销有着很大的不同。举办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展览，留下良好的参观体验，建立可信高尚的公众形象，让大家周而复始的再回到美术馆参观，这些营销都是以让观众感受到美术馆整体的文化艺术氛围为切入点，以所得利润投入美术馆学术建设为着眼点的。“在当代社会，美术馆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完善的营销机制。”
在港台地区，美术馆主动营销、吸引观众已经是常态。在香港，美术馆的展览广告铺入了地铁站;在台湾，民间企业成立基金会，开始扶持艺术，一些展览拥有企业冠名赞助，但美术馆严格对展览内容和展品把关。台湾企业界还以多种力量介入美术馆，比如当年高雄美术馆收藏布尔岱勒的名作《大战士》，就集合了企业界和民间的财力。
在西方，美术馆的公共性体现更为直接，公众甚至可以参与讨论美术馆的事物。曾经在美国，由于美术馆用纳税人的钱收藏了一件当代艺术品，引发了当地市民的不满，他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调查。
韩永说，在国外，美术馆更多地处在一种公众日常监督的视线范围内，从建设、管理到使用等各方面，都在社会公众高度参与下进行和完成。“美术馆的公共性也正体现于此，一方面，它充当了全体社会公民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也能最大化地吸纳社会上各力量的支持(如赞助、基金会、志愿者服务等)，使展览的档次和质量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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